（三）贫穷距财富只一步之遥

陆汉振祖辈生活的庙山村还有一个名字：坠贫村。

庙山村的女人每天祈祷的就是有人办喜事。这样她们就可以在盛宴上递茶端水，为新娘牵裾引路，借机填饱空空如也的肚子。

男人则肩挑货担，靠替人修修补补、敲敲打打聊以糊口。

贫穷总是激发人们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

一位参加过农村工作组的干部说，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庙山村的“尾巴”始终割不尽，农民们甚至饿着肚子自己出钱修路。当年庙山村的机耕路是整个宗汉镇修得最好的。这给少年的陆汉振是一种无形的启发。

少年的陆汉振认为填饱肚子远比书本更重要，面包有了，一切才会有。读中学时，他一边打草包一边学习。所有的功课中，他最喜欢数学。计算的繁复有趣，还有思维严密的逻辑推导，带给他一份实实在在的成功和快乐。他想生命是需要计算的，但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又是无法计算的，因为它不可逆转。父亲给他取名汉振，就是希望他做一个像马宗汉那样有胆识的男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年，马宗汉与辛亥革命志士徐锡麟一起策动了著名的“安庆起义”，幻想、幼稚、冲动，注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革命，脆弱的主义连同失败的呐喊被一起写进了中华民族历史中。生命连声叹息也来不及就消逝了。革命除了暴动和流血似乎应该有更好的选择。但这选择是什么呢？当陆汉振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庄严的主席台上手捧国家级企业最高奖——“金马奖”奖杯时，这个从少年时期就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找到了最圆满的答案，那就是发展经济。有了经济的高度繁荣，才会有思想的高度自由，才会有国家的昌盛和强大。

不停地编织草包把陆汉振的手磨砺得粗糙坚硬，以至于拿起笔时竟有了几分僵直和生涩。

为了省钱也为了挣钱，陆汉振中止学业，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经商——卖爆米花。这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平常百姓中最原始的小零食制作：一个小炭炉，一发炮弹似的圆铁筒，孩子们只需从不多的米缸里舀出一小杯大米或玉米，再花上几分钱，便可以在一声如惊雷般的爆炸声中享受到微薄的物质带给他们的一丝快乐。

琢磨创新、提高效益，陆汉振脑子里旋转的就是这些。通过反复的琢磨和改造，陆汉振的爆米花筒是所有爆米花筒中最大的。他用这个硕大的超出常规的爆米花筒挣来的钱，让自己成了坠贫村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当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在村外的大道上兜来兜去时，他第一次发觉天是那么蓝，蓝得令人晕眩。

贫穷不再那么可怕。走街串巷的经历让陆汉振看到了许许多多狭窄贫穷的庙山村所不能给予他的东西，他心中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在苏醒：“我要办企业。”

人们告诉陆汉振，办一个厂需要的钱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借！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陆汉振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自行车。他挨家挨户地上门向别人借钱，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描述他心中美丽的梦想。老实巴交的父亲急坏了，陆家世代虽穷，但从无向人借贷的历史。人穷志可不能短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滑稽的情景：儿子在前边借，老子在后边还。父亲给穷怕了。

几经周折，陆汉振手里终于有了2500元钱。靠着这些钱，陆汉振集合了十几个农民，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里实现了他要办企业的梦想。

没日没夜地苦干，披星戴月地奋斗，几经曲折，几经挣扎，1986年，陆汉振领导的“慈溪宗汉改性塑料厂”实现了产值150万元，利润30万元。

贫穷开始告别陆汉振，命运向陆汉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