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控制生存的核心环节

龙大在国际市场披荆斩棘，后院却突起狼烟。身心疲累的宫学斌连连感叹赚外国人的钱，还真得先填平自家后院的坑。

“子夜，是今天和明天的交接，谁抓住这一段时间，谁就抓住了未来。”一年的治理整顿，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久，精加工无菌车间出产的速冻蔬菜终于让日商川上邦利无法挑剔。

这一天，川上邦利拿着龙大送来的样品，仔细检测之后，久久不语。

从此，标有“中国·龙大”字样的精加工保鲜蔬菜，开始大规模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

日本人对上市调理食品的评定，分为A、B、C、D、E 5级，A级产品中又分为5个等级。1994年底，龙大加工投放日本市场的章鱼丸、背刀豆肉卷、豆腐包、蔬菜卷、油炸饼等6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全被评定为A1级产品；同时，龙大“热处理肉类”食品通过日本农林省注册；国内被烟台市商检局指定为“凭认可检验员记录放行”的出口免检产品；不久，龙大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此时，韩国人以吃“中国龙大”产品为时尚，日本人也在超市争相购买。宫学斌访问日本时，新闻记者挤满走廊等待采访，商社请客已排不上队……

前线征战连连告捷，后勤保障有条不紊。10万农户大面积种上了牛蒡、小菘菜等蔬菜，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加5000元以上；1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车间工人，年均收入超过8000元。在良性的集团运作中，龙大人积极性空前高涨。

不料，就在龙大将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终端梳理得井井有条之时，潜在的问题又浮出水面。青刀豆大战、牛蒡大战接踵而至，龙大后院也突起硝烟。

1993年，风传青刀豆外商订单骤增，莱阳出口企业便争相收农民手中的豆荚。没几日，青刀豆的价格由0.5元/公斤抬升到1.5元/公斤，对某些企业而言，1.5元/公斤的价格已经濒临赔本边缘，但企业无奈之中仍大量吃进。有意思的是，日本商人来了，只到各加工点转悠，没等日本人开价，库存已久的各企业早乱了阵脚，开始自相残杀，将价格压到低于正常水平。这一年，日本人略施小计，便从中国企业身上剥走一层皮。宫学斌盛怒之下，牵头成立了烟台农产品出口企业行业协会，中国企业间的价格倾轧戛然而止。“面对外商，中国人必须形成统一的应对策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牛蒡大战烽烟再起。这一年，日本国内牛蒡歉收，大量日商拥入莱阳抢购，牛蒡价格迅速由1.2元/公斤升至3.6元/公斤。宫学斌来到田间地头找到与自己签订了收购合同的农民：“伙计，今年牛蒡卖给谁啊？”答：“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宫学斌知道，为了信誉，今年恐怕要赔本了。

当年，龙大赔了70万元。

来年春耕，尝到甜头的农户成倍扩大了牛蒡种植面积。宫学斌获得的准确消息却是，该年日本不会减产。他数次忠告农民立即收缩种植面积，短视的农民置之不理。果然，农户们最终输得哭天抢地。

祸福相依。宫学斌的“福”建立在万千农户的“祸”之上。“农民的固执和对科学的漠视，往往在感到切肤之痛后才会改变。”怎样以此教训为契机，让农民紧紧团结在龙大周围？上百次调查研讨之后，1993年，龙大得到农户彻底信任，深度协作终于达成。

龙大以“果蔬供销合作社”的方式将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生产。合作社为独立法人，以农户入股方式组成。合作社按出口市场行情与龙大签订供求合同，然后再安排入股农户种植生产。龙大除保证收购之外，在物资、技术、运输、信息等方面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大力帮助；同时为了巩固原料供应的稳定性，龙大设立了示范性、合同性、协作性基地开发部，加强原料基地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发展蔬菜种植基地8666.67公顷，覆盖了7个省70多个县市……

至此，农户利益得到保障，龙大后院无虞。至此，宫学斌实现对农户、产品和外商三个企业生存发展核心环节的真正规范和控制。

1997年，宫学斌开始上马有机食品。这种从未被化肥农药污染过的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绝未受到污染的农作物加工而成的食品，风行西方世界，欧美年需求量以50％的速度递增。

没有观念的更新和角色的转换就没有事业的突破。1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早已诠释了这条龙大理念。1999年，龙大集团共兼并、控股14家企业，集团实现年产值8.06亿元，出口创汇5600多万美元。宫学斌本人也被誉为“中国果蔬加工大王”，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以他为原型的6集电视剧《白领农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