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三行的行首:怡和洋行掌门人伍秉鉴

2. 广东十三行的行首

说起伍秉鉴,就不得不谈到“广东十三行”。

在17世纪后期,康熙帝在位时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也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春,由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公告宣布:凡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家庭,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政府可以赋予他们代征缴海关关税的特权,并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

后来,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再一次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在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而且开始实行洋行制度,又称公行制度,也就是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一概都由广州的十三行行商进行经管,即由行商充当中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广东的地方政府向社会招募13家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原址在广州荔湾区内街)便诞生了。

在当时,十三行只是一个通称罢了。毕竟中国太大了,当时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多时可达到几十家,少时也差不多有四五家。所谓的“十三行”,实际上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个统称。

在当时,广州十三行是中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因他们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因此形成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利润,使广州十三行暴富起来,并为中国催生出了一位世界首富——伍秉鉴。

据档案记载,1754年,十三行代缴税银52万两。1790年,代缴税银则多达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代缴税银突破了180万两,这占到每年向清朝政府交纳关税的40%份额。因此,当时的十三行也有“天子南库”的称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成了经济繁荣的标志。在这种繁荣的背后,涌现出了一批以怡和行、广利行、同文行、义成行为首的著名商行,而且一大批豪商巨富同时出现,以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为代表。

“广东十三行”以其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及诚实守信受到外商欢迎。在十三行中,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其首领称为总商,一般都是由最富有的行商充任。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以“潘卢伍叶”最为著名,即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家兄弟、广利行的卢文锦、怡和行的伍秉鉴和伍崇曜父子、义成行的叶上林四大行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随着“怡和行”被列为总商之魁,伍秉鉴也荣幸地登上了十三行行首的宝座,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

这之后,伍秉鉴的贸易商队遍布全球,形成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他广泛与英、美商人进行贸易,每年的贸易总额达到数百万银元,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在美国人眼中,伍秉鉴极富人格魅力,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商业合伙人。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美国波士顿商人欠下伍秉鉴7万多银元的债务,而且他的公司也破产了,完全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伍秉鉴得知此事后,马上让人把波士顿商人请来,取出借据,当着他的面把它烧毁了,并且用英语对这个美国人说:“你是我们商行最珍视的老朋友,而且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这次是运气不好,现在你拿上我私人赠给你的钱回国去吧。”要知道在那个时候,7万多银元可不是一笔小钱,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商船所带的货物总值也不过10万银元,放在今天相当于数百万元人民币,伍秉鉴的气度可见一斑。

这件事让伍秉鉴的名字享誉美国,以至于后来一艘美国商船下水时也以“伍浩官”命名。由此,伍秉鉴宽容大度的声名远扬至海外,这更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和利润,令伍秉鉴的“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商人趋利”,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但大商人伍秉鉴却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惑,他目光长远,让欧美各国商人与他合作时享尽“甜头”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商业利润。

“大商乃无商”,伍秉鉴不愧为商中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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