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归途

即便处于最艰难的境地，刘国钧也从未动摇过他的办厂雄心。对于“大成”纺织业，他规划15年内发展至50万枚纱锭，并向毛麻织品发展。时值中国棉纺织学会成立，刘国钧被推举为候补监事。他写了篇《扩充纱锭计划刍议》，对全国纺织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国钧高瞻远瞩，认为要发展中国纺织业，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这次，他把目光瞄向美国。

1944年7月，刘国钧由缪甲三做向导，去美国议购机器。由于战争的影响，“大成”的现有资金无法实现购买计划。刘国钧有些失望。

这一天刘国钧在下榻处沉思向美商订购纱锭和棉花的事，缪甲三神色匆匆地进来说，有一自称是来自宋子文中国银行的人要和他面谈。刘国钧一听就皱眉，心下思忖：“大成”与官商素无交往，有的话，也是生意上的摩擦；自己对“蒋宋孔陈”向来是敬而远之的，这回中国银行来人，意图何在？思之再三，刘国钧决定先见面再说。

来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不过见了刘国钧立刻显出十分殷勤的样子。彼此一番寒暄之后，来人便侃侃而谈。他先是竭力赞扬“大成”的善于经营，刘国钧对全国纺织业的贡献等等。接着大谈中国银行如何乐于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云云。最后话锋一转，对刘国钧说：“刘总经理欲大力发展中国纺织业，实在令人钦佩。听说‘大成’最近资金匮乏，敝行欲助‘大成’一臂之力，您以为如何？”言毕目光直视刘国钧。

久经沙场的刘国钧淡然一笑：“贵行的意思是……”

来人慷慨陈词：“我行愿出270万美元购买‘大成’发展所需机器，与‘大成’合资办厂，共同发展民族纺织业，如何？”

刘国钧在心中长嘘了口气，果不出他所料，中国银行是冲着“大成”厂来的。事实上，“大成”受到官僚资本和地方势力的侵扰已不是第一次了。打“大成”的主意中国银行也不是第一家。此时的他内心除了直骂中国银行是痴心妄想外，还有说不出的悲痛；中国的纺织业太难发展了。他打心眼儿里痛恨这帮大发国难财的家伙。于是他迅速打定主意，直视来人，语气坚定地说：“说‘大成’资金匮乏纯属谣言，十分感谢中行的美意。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致谢。合作的事还是改日再谈吧。”来人还欲纠缠，刘国钧索性说自己还有应酬，送客了事。

最后，他只向美国订购了两万枚纱锭，三万担棉花。“大成”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业历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刘国钧欣喜若狂。这又给了他无比的办厂信心。他立即抓住这一机遇，重振纺织业。常州三厂顺利复厂，生产超前。

然而刚刚摆脱中国银行的纠缠，又遇着了“太子”蒋经国。大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一日不如一日，于是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强行兜售“金圆券”，刘国钧的“大成”厂的黄金、美钞被洗劫一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棉纱实行限价，“大成”厂损失惨重。这时，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坐镇上海，借故传讯，上海工商业界花巨资才能买得“平安”。“大成”厂更是雪上加霜。

1948年年底，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传信给刘国钧，要他炸毁工厂！得到这一消息，刘国钧真是心如刀绞，老泪纵横。“想不到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任人践踏。”他无论如何不甘心。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地下组织传信给刘国钧，让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一定要保护好工厂。

时局变幻，他决定移居香港，以观风向。临行前嘱托常州代理人造好清册，共产党渡江后，就把清册交出去。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5月，上海解放。而“大成”厂生产依旧，到1949年结算，三个厂的盈余有增无减。而避居香港的刘国钧却看到国民党当局敲诈勒索成风，腐败成性，大发国难财者更是比比皆是。即把在台湾的物资一部分运到香港，一部分就地卖掉——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失望了。

1950年春，他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大陆，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董事长，刘国钧也在新中国的新环境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后他历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江苏省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78年3月8日，刘国钧在南京与世长辞。然而，刘国钧对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贡献将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