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和法因·基德兰德（FinnKydland）曾经合写过《竞争的波动理论和稳定政策的可行性与合意性》一文。该文以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财政政策可以用来稳定经济吗”这样的问题，代表了理性预期学派对财政政策的质疑。

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对政府的支出、税收和公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财政政策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政府支出增加和税率提高都会减少私人投资，降低社会资本存量，导致人们的“永久性财富”减少  。

巴罗利用理性人的假说，复兴了19世纪初的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征税和举债是等价的，因而公债的效果是中性的。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无论政府使用债券还是税收来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家将该观点称为“李嘉图等价原理”。从表面上来看，以税收筹资和以债务筹资并不相同，政府的税收减少了一个人的财富，而出售相当于该税收额的债券给同一个人，以后再同利息一起偿还给他，这似乎没有改变一个人的财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而这种政府的偿还义务会导致在将来偿还时，政府还得向社会征取更高的税收用于偿还，这意味着社会要承担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一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使得人们可支配的财富数量与征税时的情况一样。李嘉图本来并不认为上述推测完全符合现实，但是巴罗却认为按理性预期行事的人们正是采取这样的行动。

巴罗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一文中认为，当政府出售债券以弥补减税的收入损失时，具有理性预期的人同时就会意识到，将来为了还本付息，政府会使他面临更高的赋税，政府借债只是一种推迟了的纳税。为了应付将来的税收负担，人们将把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将来应付增加的税收，而不是花掉这笔由于暂时减税而增加的收入。

早在巴罗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对将来赋税的预期会促使消费者储蓄更多，但他们认为这种抵消作用只是部分地发生，有些人在债券需要兑付之前会死去。如果由偿还公债导致的更高的赋税部分地落在后来的人身上，那么今天的纳税人确实会感到他的财富更多些，因此花费也会更多些。针对这种想法，巴罗认为，假定今天的纳税人通过遗产与后代有联系，那么李嘉图等价原理最终还是成立的。理由是，消费者是关心后代的，他们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满足，而且会关心孩子的后辈，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由于这种代与代之间的联系，今天的纳税人就会像他们能永远活着一样行动。如果政府增加财政预算赤字，纳税人知道他们的孩子将来会面临更重要的税负，他们就会考虑留给后代更多的遗产。因此，他们会需要更多的储蓄，而不会增加目前的消费。

巴罗所复兴的李嘉图等价原理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如果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的，那么政府通过借款而增加的任何支出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这样一来，政府通过减税或举债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