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又被称作“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会形成工业化长期低水平停滞,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升级,过度依赖某单一资源经济结构的窘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
比较典型的国家如委内瑞拉,作为世界上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1929年成为世界第一石油出口国后,将近50年里都几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其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突破4 500美元,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然而“成也石油,败也石油”,委内瑞拉多年来一直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90%和政府美元外汇收入的95%。石油“资源诅咒”,不仅让委内瑞拉的国民经济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更加敏感,同时也影响了国内其他产业的竞争力。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开始跳水后,委内瑞拉至今已连续5年遭遇经济萎缩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面临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
资源丰富本身并不是弊病,人类早期聚落分布所在地一定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丰富充沛的,近代工业化后煤炭、石油和重金属等矿产资源则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资源丰裕国家早期对资源的开采也确实对当地居民的收入有促进作用,同时利于引进重工业和轻工业,利于完善工业结构。但是对资源的过度采集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过于依赖资源红利造成的产业升级桎梏,才是导致“资源诅咒”的客观原因。对于“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轻易得到的富裕会导致懒惰”这一心理因素。政治学家则通过分析“资源诅咒”的政治传导机制,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政府倾向于资源带来的租金而忽视制造业方面的发展,也缺乏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腐败问题滋生;同时资源丰富本身也会招致他国垂涎,产生频繁的政治、军事冲突。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背后的利益机制,比如丰裕的资源通过一些机制取代了其他生产性、经济性活动,资源型产业扩张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本币的升值将使制造业出口受挫,出口结构更偏向于资源密集型产品,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容易使资源丰裕地区患上“荷兰病”,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降低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1956年,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发现了储藏量丰厚的北海油田,通过石油的大量出口迅速增加了国家财富,同时导致荷兰盾汇率上升,这无疑影响到工业、服务业的出口,大量人才与资本纷纷集中涌入石油开采及相关行业。石油的发现反而让荷兰在国际竞争市场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被称为“荷兰病”。萨赫和维纳(1994)以GDP中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比来表示一国资源丰裕度,发现资源丰裕国和贫乏国之间发展速度的差距是显著的。他们根据1971—1989年97个国家的GDP比重数据,发现即使排除了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等变量的影响,“资源诅咒”带来的负面效应依然存在。
过度依赖某些自然资源,会使得国家抗风险能力下降。比如中东产油国,一国的财政收入70%~90%都依赖石油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影响了俄罗斯40%的财政收入。当石油价格大幅下降时,这些国家的财政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从每桶115美元的高位最低跌至2016年年初的不足30美元,此后开始触底反弹。油价的起伏不定,使中东产油国经济大起大落。海湾产油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攀升,2020年海合会成员国(沙特、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 4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当地居民收入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人们会忽视社会经济管理、完善的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制度建设对经济的长期作用,减弱人们对技术产业投资,劳动生产效率处于低水平。石油开采权只是让一小部分特权人士富可敌国,而分配并不平均,他们的消费主要带动的还是海外的奢侈品,不能形成对本国商品的内需拉动,更难带来产业技术升级。更为麻烦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容易吸引各国势力的争夺,中东地区连年战火纷飞,背后不乏大国为利益争夺而进行的代理人战争,1948—1982年先后爆发了五次中东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在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裕的自然资源还会诱使资源使用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开发也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
但我们也能看到,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逃离了“资源诅咒”,却享受到了“资源祝福”,比如挪威、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采取建立资源价格调控机制、发展资源“关联产业”、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成功地将丰裕的自然资源有效利用,并转变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动力,避开了“资源诅咒”。同时,借助禀赋资源优势,顺利地实现了国家工业体系的转型与跨越,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制度,使得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在我国,“资源诅咒”可能在省际层面一段时间成立(徐康宁,王剑,2006),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原因可能也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挤出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并引发了寻租腐败行为,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当地教育和地区开放度产生了影响。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号召人们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践行重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两山”理论成为发展经济绿色转型,克服“资源诅咒”的重要思想。中国必然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给我们在新时代下如何发挥好资源优势,从而赢得“资源祝福”、避开“资源诅咒”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