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假说：

在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生产效率不同的部门，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对很低甚至是负数。工业部门在增长和扩张时，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直到现代工业部门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殆尽，此时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劳动生产率反而提升，农业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时，工资也不再出现差异，二元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同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这之后，现代工业部门的继续扩张，必须承受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常常被认为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反映。从1978年始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现了年均10%左右的GDP增长率和8.6%的人均GDP增长率。以基期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高近7倍，年均增长率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倍，年均增长率7.2%。蔡昉（2005）以人口抚养比为参考指标，估算出1982年至2000年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为26.8%，并预计在2013年左右随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红利也将不再发挥优势。

一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分别在1960年前后和1970年前后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值得关注的是，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日本经济增长并没有放缓，高速增长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同样，韩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依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刘易斯拐点”的跨越并不意味经济增长的衰退，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的动力完全可以由劳动力红利驱动转换为技术、创新等新动能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增长奇迹，其中伴随而生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劳动力要素的跨区自由流动完成了人类经济史上少有的如此大的资源重新配置，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源泉。研究估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有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为1亿到1.5亿人（Taylor,1993）。从1978年到202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1%下降到24%，而同期粮食总产量却增加了1倍多，肉类产量增加了6倍多，水果产量到2019年增加了28倍之多。这个过程完全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分析，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同时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还在不断提升。从2004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随后全国范围内纷纷出现用工紧张情况，整体中国劳动力的报酬开始持续上升，雇主纷纷开始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吸引更多劳动力，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时刻的描述。从2004年开始的普遍劳动者工资上涨，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到达最高点，这段时间有学者称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转折区（蔡昉,2010）。

与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阶段恰好与互联网技术革命，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叠加。工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伴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工程师人数增长并带来相关信息产业的快速进步，这一技术驱动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劳动力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逐步向越南、柬埔寨等区域转移的同时，中国正依托全球数量优势明显、综合素质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群体，在新兴科技产业领域显现突出的国家竞争力，人力资源的红利在工程师数量上越来越凸显着新增红利。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4252万人，增至2017年的8 705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 934万人，而2015年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仅为2 320万人。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数据（截至2020年11月），中国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已经有15 467人，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经有2.18亿人。与2010年相比，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由8.9%提高至15.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近9 597万名大学生，同时期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减少了1 69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显著提高，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研发都起到正向的拉动作用，人才红利将逐步得到释放。同期，自2013年研发人员总量超越美国，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达到621.4万人。从成果来看，根据专利合作协议（PCT）,2018年中美两国申请数量分别为53 345件和56 142件，差距微弱，且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支撑中国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支撑，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扩招和中外高等教育规模结构的差异。2017年中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分别为800万和60万，与此同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工科专业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均居世界首位，数倍于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理工学科背景的科技人力资源比例和规模持续上升。中国已拥有世界最大的科研人才资源，中国研发人员每年可以提供超过370万人的增量，占世界总量近30%。2020—2030年将是我国的工程师红利阶段，通过提高整体劳动力质量，有效改善渡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总量下降带来的影响。面对新一轮以信息数字、人工智能为核心特征的技术革命，中国已经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力争在2030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还要时刻增加人力资源的供给能力，尤其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提早应对。高等教育和高职院校要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增设机器学习、大数据等课程，并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行业的相互融合，输送应用型人才。

以工程师为主体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赋予了中国企业更有竞争力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力。在互联网和新技术革命时代，以研发能力为表征的工程师红利碰撞以零边际成本为表征的市场规模红利，催生模式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场景创新，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