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序言中表达了他的立场：如果作者是英国人，我几乎不会怀疑亚当·斯密理论的基本原理，之所以使作者在最近的许多匿名论文中，最后终于在一篇长文中，用我本人的名字对斯密理论展开批判，是由于祖国的实情。同时，今天作者有勇气将这部著作问世，主要也是由于德国的利害关系。正是鉴于19世纪德国的实情和利害关系，李斯特认为斯密理论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并不适合德国。因为那种学说是以先进国家为代表的抽象的个体利益为对象，并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因此，他提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对于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产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因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即所谓的“国家经济学”。

李斯特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忽视了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而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国民经济学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要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因此，国民经济需要不同于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法。

在方法论上，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即通过客观地观察、回顾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历史，寻找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并将之上升为理论与政策。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历史归纳，通过对某个国家的历史归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