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经济学中的方便面指数靠谱吗?

对于“方便面指数”“服务员外貌指数”“华尔街裙摆指数”等趣味经济学指数,在以之为独特观察视角的同时,仍应理性分析其研究价值与背后机理。方便面,通常被视为廉价、方便、不健康的食物,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经历了“V”型走势,大幅下跌后再度上涨。以方便面销量衡量经济景气度增减的“方便面指数”真的靠谱吗?方便面重新火热究竟是疫情期的短期效应,还是另有玄机?

有研究人员在2000年对泰国方便面和泰国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发现方便面的销量与泰国经济增减呈现负相关,“方便面指数”成为观察经济形势的一个另类维度。2013年以来,中国方便面销量从462.2亿包新高后连续三年下降,最低为2016年的385.3亿包,后逐步回暖,2018年重回400亿包,2019年持续上涨。疫情期间,方便面市场回暖势头明显,仅疫情暴发的第一个月,淘宝上搜索“方便面”的人数增长了200倍。综合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整体环境,并不能简单地以负相关来解释“方便面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能单纯地以疫情特殊性的短时效应解释近三年来方便面市场的回暖。“方便面指数”的变动与市场替代品、产品本身、产业结构和消费环境有更深刻的关系。

主要替代品外卖的增长迅猛。2016年以来,以美团、饿了么为代表的互联网外卖平台快速崛起,相较于被刻板定义为“不卫生”的方便面,品类丰富且不需加工的外卖餐食迅速被大众接受,初始阶段的高补贴模式,使得外卖产品性价比更高,挤压了城市中的方便面市场。随着双寡头垄断格局转型,平台对商家的抽佣比例提高,对消费者和商户的补贴降低,包装及外送费用增加,外卖餐食逐渐失去了价格优势。外卖单均价格已在35元以上(含配送费),与此相比,方便面的价格优势再次凸显。

方便面产品自我升级迭代。2016年以来,中国市场的方便面产品呈现诸多新亮点,逐步摆脱“不健康”和廉价标签,以“非油炸”、丰富配料为特色,整体价格明显上涨,部分品牌单品均价翻倍;品类不断丰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方便面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并广受欢迎,并出现了大量与方便面相类似的酸辣粉、河粉、小馄饨等地方特色方便速食;产品定位的时尚化,方便面产品的营销策略更加贴近城市时尚人群,采用明星代言、高投放广告、艺术化产品外包设计、影视剧植入等方式争取青年白领市场。

即使在销量最低的2016年,中国市场依然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方便面。方便面作为相对廉价的速食品,仍是大量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重要消费选择。而另一方面,在饮食习惯相对接近的高收入国家中,韩国的人均方便面消费量是中国的3倍,2018年韩国人就消耗了38亿包方便面。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吃掉74.6包,2019年中国方便面销量有望维持在400亿包以上,人均一个月吃掉2.4包。日本是中国的近2倍,未来中高档方便面市场仍有发展潜力。综合来看,2013年以来“方便面指数”的“V”型走势,与中国经济的增减并无明显关联,主要是其作为单一产品的市场环境变化的折射。

除了泡面指数以外,还有很多有趣的小众指数,最为有名的是裙摆指数。这是19世纪经济学家提出的,指的是女性裙摆越长,股市越低迷,女性裙摆越短,资本市场则越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股市投资者可以通过女性的裙摆长短对经济有感性的认知。但要解释背后的经济逻辑,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在理论提出的时代,丝袜属于一种奢侈品,人们购买丝袜是因为经济上行,就业稳定时,人们会增加奢侈品的支出,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会放弃购买这样一种奢侈品,女人会减少对于自身装扮的物品的购买,更多地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在理论提出的年代,裙摆理论会产生非常有效的作用。但是,到了丝袜不再是奢侈品的今天,人们购买丝袜并不太会受到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根据裙摆理论,可以做出一些适当的合理的推断,比如“口红指数”“包包指数”等。当就业形势严峻,收入不稳定的时候,人们很难愿意花费一笔金钱购买相对奢侈的包;忙于生计,人们不愿意装扮自己而改变心情。当经济条件改善时,人们就会更注重自身的心情需要而非生存需要,会愿意花钱购买“不实用”的包包。还有一种对于“裙摆指数”的解释是,当面临悲观无助的情绪时,人们更多地会采取防守的态度,更加低调保守;而当经济向好时,人们就会更多地产生积极乐观的情绪,就会外向张扬,从中也可以窥探经济发展和裙子长短之间的相关性。这样的解释类比到包包上也不无道理。

但这样的类比也要根据环境进行分析,存在一种“口红效应”,是指在美国,当经济下行时,口红销量会直线上升,原因是在美国的文化和消费价值中,口红属于廉价化妆品,当经济下行时,人们仍存在消费欲望就会转向消费廉价的奢侈品,所以口红的销量便会反其道而行之,和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口红效应在电影行业中也能找到具体事例。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各行业一片萧条,但电影行业却乘势大行其道,找到了上涨的机会,此时的替代效应远大于减少的收入效应,因而“口红效应”在电影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实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电影票房不降反升,主流院线超过40亿元,相对于2007年有着近30%的上涨。不仅如此,在日本的市场调研中,尽管其他行业相继遇冷,游戏行业却销量大增。这些都可以用“口红效应”来解释。同样地,“口红效应”在不同的消费领域均可以来比,当该商品除了本身实用价值以外,还有一些附加价值,有较低的绝对价格,能够引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便都可以相应地类比到这个指数里,与经济增长情况产生相关关系。

几年前,中国台湾的综艺节目上一个奇怪的言论引发了热议,言论称大陆吃不起“涪陵榨菜”,背后隐藏的经济含义是大陆经济的下行,更多暗含着讽刺的意味。很早之前,便有“榨菜指数”这一说,这一指数通过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流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性变化。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在2007年时为49%,后来逐年下滑,2011年降至30%。华南地区流动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那里有着大量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吸引了农民工的流入,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沿海发达地区原有的对于大量人力密集的产业逐渐被替代,造成2007年后农民工的不断流出。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能够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提供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有利于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榨菜指标背后存在很多相关的经济信息,能够给予政府政策一定的建议,让政府针对农民工流动采取不同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做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更有效地补贴农民工,发挥好回流的劳动资源优势。与政府进行调研的农民工流动数据相比,这样的指标更敏感,也更便捷有效,能够让政府迅速捕捉信息做出决策,以便更为合理地制定政策措施。

小众指标在反映现状的速度上相比官方指标要快,显示的信息也更为灵敏,对于背后蕴含的经济含义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和合理性。这些趣味指标往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挂钩,与传统指标不同的是,人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或物品上面观察背后的经济内涵,并对背后的经济现象做出理性的猜测和判断,更能了解到经济形势的变迁。以小见大,很难有人为加工、虚浮夸大的可能,也更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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