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曲线：“美国梦”在逐步消退
We beat on,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讲述一位出身贫寒的底层青年茨比，爱慕富家千金，不断努力，追求人生成功，试图迈入上流社会，却最终结局悲惨。描述了即使在20世纪之初美国的繁华时代，阶层晋升也是极其艰难的。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刚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社会道德滑坡等危机日益沉重。2013年，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Corak）提出了关于收入差距与代际流动性的相关关系理论，并受小说的灵感，命名为“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
盖茨比曲线，横坐标为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纵坐标为衡量代际流动性的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父母收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下一代收入水平会增加几个百分点；该数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父辈经济阶层直接影响或者决定子女的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克拉克引用丹麦、挪威、日本、加拿大、英国、印度、智利、秘鲁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得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意为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代际流动性越低。收入不平等的地区，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超越父辈阶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说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横向同一代人的收入差异、静态的不平等的话，那代际收入弹性反映的就是纵向不同代际的跨越可能性，是动态的不平等程度。在美国，这条曲线更多地用来讨论“美国梦”的幻灭与否，克拉克将这条曲线命名为盖茨比曲线，用意不言自明。
通常代际收入传递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财产资源性的继承，一是教育发展类的投资。高收入人群本身拥有较为丰厚的资金、房产、股权、荣誉等财产，通过合法传递延续至子代，并具有更强的保值增值能力；而在教育发展类的投资方面，随着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高收入群体有能力通过购买价格高昂的教育服务产品及相关投资提升子代的教育素质，而中低收入群体多数仅能维持在公共教育水平或一般性教育服务产品的购买，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
美国最新的数据证实，以哈佛、耶鲁八大藤校再加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这十二所顶尖大学为例，他们的本科生中,15%的学生来自全美最富裕的1%的家庭,41%的学生来自最富裕的5%的家庭；中位数收入以下的所有50%的美国家庭能进入这十二所大学的可能性小于前1%的家庭。美国政治学协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帕特南的著作《我们的孩子——美国梦正处于危机》中做了非常翔实的美国社会调查，首先他选择了自己高中时的毕业班，这是一个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克林顿港镇上的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学校,1959年该高中共有150名毕业生。50年后帕特南重新调查了这一届毕业生，发现他们一生的经历还是非常好地验证了代际流动的“美国梦”的，有3/4的同学受教育程度是超过其父母的，很多不但是家族里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第一个顺利完成高中学业的。这当然是美国二战以后50年时间国家整体教育投入和资源大幅提升的结果。但是，统计分析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有工作、是否上完高中、是否是单亲家庭，还有父母的肤色等，与这一届毕业生在最终教育学历和一生的职业经历都无关。而到了2012年，家庭经济收入在前25%家的孩子大致有58%顺利拿到大学本科文凭，而家庭收入在后25%的这一占比只有12%，进入好大学的差异更是高达17倍；更为细分的数据发现，收入差异会比成绩差异更重要，在收入低的群体中即使成绩是上游的孩子最终大学毕业的比例是29%，而成绩差的富家子弟却有30%的比例获得大学文凭。而文凭带来的收入差距近年来还在不断扩大，从1980年到2012年，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全职男性，小时工资薪酬上升了20%到56%不等，而同时期的高中文凭男性实际薪酬下降了11%，高中都没有读完的下降了22%。
家庭经济收入差距在近50年的拉大，无疑是美国代际流动性下降的首要原因。自1979年到2005年的1/4世纪里，最底层的1/5美国家庭在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平均税后实际收入每年增长只有900美元，处于中间的1/5家庭，增长了8 700美元，而最顶端的1%家庭，飙升了74.5万美元。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比例也是不同的，从1983年到2007年，前10%收入的家庭不断增加，对单个孩子的平均投资增加了75%，每年教育预算大约为6 600美元，而收入垫底的10%的家庭同期的同比数据下降了22%，孩子的教育投资年预算也只有750美元，相差近9倍的教育投资必然带来不同的教育投资收益。收入不高带来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下降，而工资薪酬的学历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进一步扩大了下一代的收入差距。除了恶性循环的收入和教育的两个变量之外，近50年美国还有很多的社会变迁加剧了代际流动性的降低。比较明显并且影响大的包括邻里隔离、中小学的教育隔离、婚姻的阶层隔离等。
由于高速公路系统的四通八达和城市郊区的不断开发，更多的富人开始搬离低收入的邻居，即使同一肤色的人群，富人和穷人也很少住在一个社区里了。居住上的空间隔离，基本构造了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可能，如邻居、朋友、可能的良师益友等。这些社会资本的拥有与否，不仅可以提供精神和情感的支持，更是关键阶段帮忙渡过难关的物质来源可能，尽管过去20年美国的亲属和非亲属社会关系在普遍缩小，社会关联越来越少，越来越内聚和同质化，但是低收入阶层缩小得更快。
全国知名的私立学校，同一社区内学校的质量也差异巨大，甚至在同一个学校内依然出现快班和优生集中班。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一个小组讨论作业，在一个球队团结作战，在一个派对狂欢，这样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由于社区的隔离，随之带来学校生源和校园环境的严重差异，以加州橘子镇的两所中学为例，在生均经费、老师资源等投入的指标上两校基本一致，但是产出指标（毕业率,SAT考分、逃课和中途休学率）上，两校差异高达十倍之多。美国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如说是邻里社区的不平等。
越来越少的美国年轻人跨越阶层组建家庭，这样不同阶层也很难有机会组建一个大家庭的内部交流，伴随而来的是美国不同阶层婚姻维系情况发生比较大的差异。在1950年代，各个阶层的夫妻关系都相对稳定，离婚不常见，总体的非婚生子女相对较少，只有4%左右。到了2010年之后，只有高中文凭的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比60年前还下降了，普遍在不到20岁就有了孩子，更惊人的比例是这些女性在生育的时候有65%处于非婚姻状况，黑人女性这一比例高达80%；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基本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中值在30岁，并且只有2%的白人女性是在非婚姻状况下生育的。自己的收入相对较低又不稳定的情况下，还单独抚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有跟踪研究发现，这些非婚生子女基本在五年之后，只有不到1/3的还可以和亲生父亲保持联系或收到经济资助。1980年之后，美国对毒品犯罪管理得越来越严，并且扩大了监禁人数，据统计，在1990年之后生的黑人孩子中，他们的父母如果是没有大学文凭的，大概超过一半都有入过狱的经历。儿童成长的环境和生活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发育的各个方面，大脑结构的发育、共情能力、抗压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勇敢、敏锐、乐观、自控力、责任心、心理和情绪的稳定，这些被称为非认知能力和技巧，在后工业化时期，对个人成功的作用甚至超过学习成绩、身体健康等因素。
从18世纪至今的300多年里，中国的教育精英比例增长迅速，精英人才从1700年的10万多增加到今天的1亿多，扩大了近1 000倍。在这300多年中，中国的代际流动经历了以下变化。首先是在20世纪之前，封建政府以科举为主要的选拔手段，进入仕途成为精英教育的主要目的，科举制下，尽管大多数精英人才来自官员家庭，仍旧存在近三成的精英来自平民阶层，通过掌握科考所需的专业知识，成功跻身精英阶层，故而是一个存在着新旧精英更替的流动性社会。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子女逐渐取代官员子女，成为占比较多的教育精英，并逐渐形成惯性。由于这些人经历过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和转型，律师、金融从业者、医生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逐渐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教育精英的代际流动也向这一部分家庭倾斜。晚清、民国的教育精英呈现出不同的来源，家庭背景结构性转变源自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学术和才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1952年院系调整和学科改革以后，工农子弟成为教育精英中的主力，这种转变有效地改变了我国的教育精英构成，直至20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里，我国的代际流动最为显著。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例,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工农无产者家庭的孩子在大学教育中获得了最多的提升，成为当时录取的主力;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拥有一定文化、教育背景优势的家庭子女开始占据一部分比例，但工农子弟仍旧是录取的大部分。
中国的高校招生政策在持续调整，国家近年来加强了对自主招生的管理，严格控制自主招生的比例在5%以内，并限制自主招生对社会来源的影响，推行各种“贫困生帮扶计划”，各大高校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采取招生照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精英家庭的结构。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获取、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教育精英的来源不断更新转变，呈现不断流动与代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