蛛网模型：为何中国的猪肉价格总是上蹿下跳？
1930年，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丁伯根和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提出了蛛网模型，引入时间因素对商品的供求进行动态分析。他们发现，商品在供求失衡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以最终自动收敛到供求均衡的状态，一种可能是逐渐偏离并且越来越远离均衡点的发散状态。几位经济学家发现，最终是收敛还是发散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供给、需求弹性的大小。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就会越来越剧烈，使得经济状态逐渐远离均衡点，表现为“发散型蛛网模型”。如果该商品生产周期较长，自身又不易储存，生产者对经济未来变动缺乏足够信息，容易跟风形成“羊群效应”，具备这几样特征的商品，其蛛网特征更为明显。中国的猪肉市场供求关系就很符合“蛛网模型”描绘的情况，而且更像是发散性均衡的结果。
受文化习俗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中国人对猪肉的消费量是惊人的。2018年，全球一共生产1.13亿吨猪肉，中国人吃掉其中的5595万吨，以不到1/5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国人在饮食习惯上对猪肉的依赖和偏好，使得猪肉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小，价格的变动对需求总量的影响相对较弱。生猪存在着自然的生长发育周期，母猪从出生到产过一胎仔猪成为“能繁母猪”，大约需要1年时间，而再次受孕、仔猪断奶、标准育肥，又大约需要10个月。中国的生猪需求量太大，长期一直都是散户散养，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低，散养户对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很弱，基本没有抗风险能力，大多依据市场生猪的现价进行产能的扩张和收缩。如果遇到传染性较强的疫情，中国猪肉市场的供给波动非常剧烈。其中衡量生猪养殖业供给能力的两大核心指标是“生猪存栏数”和“能繁存栏数”，分别与3个月后、6个月后的猪肉供给相关。
养殖户的成本投入与收益回报之间存在时间差，生产规模一旦确定就无法中途改变，因此下一期的生猪供给量很大程度上与养殖户对猪肉的价格预期有关，而预期很大程度受到当期价格的影响：生猪的现在市场价格升高导致养殖户对未来的预期更加乐观，其补栏行动将导致下一期生猪供给量增加，而供给的过剩又会使得当期的猪肉价格下跌，这时养殖户的亏损预期会促使他们淘汰母猪来减少下一期的供给，使下一期生猪价格升高。这样价格与产量之间的反复作用，也被称之为“猪周期”。近20年来，中国的猪肉价格经常3~4年为一个周期，大幅波动，也成为中国消费物价指数波动的主要贡献者。可以认为，中国的生猪市场存在一个“发散型的蛛网模型”。
举例来看，由于2018年8月爆发非洲猪瘟，一旦在猪场内发现生猪感染，只能立即封锁疫区，对所有生猪全部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导致生猪存栏量在短期内大幅度减少。同时养殖户还在恐慌性抛售，有规模的大型养猪场对补充供给愈发慎重，而散户大量认赔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快了生猪存栏量的降低。与此同时，养殖产业的污染防治标准不断提升，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饲料价格快速上升，这给现存生猪养殖者带来大幅的成本上升压力。2018年年末能繁存栏量跌破3 000万头,2019年年末生猪存栏量跌到3.1亿头。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数据,22个省市的平均猪肉价格从2018年每千克19.48元上涨至2019年10月的34.7元。生猪价格持续在每公斤40元的历史高位波动，并且一直持续到2021年3月。这么高的价格，使得生猪养殖的利润率不断抬升，也吸引了大量的供给产能的扩张。2020年，产能得到迅速恢复，到了年末生猪、能繁存栏量分别已经高达4.1亿头和4 160万头;2021年6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为4 564万头，达到了2018年8月爆发“非洲猪瘟”后的最高水平。供应端充裕直接导致生猪价格断崖式下跌，从2021年3月至6月，猪肉价格一路下滑到每千克15元，到9月触底到11.1元。这样猛烈的价格下挫，让行业龙头企业都难以承受，温氏股份在2021年净亏损146.6亿元、正邦科技净亏损188.2亿元、新希望净亏损79.2亿元。
猪周期不是我国独有的经济现象。自20世纪2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便发现并展开了对猪周期的研究。1925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摩迪凯·埃泽基尔、1927年德国学者阿瑟·汉瑙分别在美国和欧洲的生猪市场发现了猪肉价格周期波动的经济现象。猪周期的产生有内外部两个来源，外部因素包括猪粮比价的波动、政府政策和猪瘟疫情或某些突发事件等，养殖业中生猪价格并不是盈利的唯一因素，还受到饲料价格的影响。玉米等价格变化，它们都会导致生猪产业价格、产量和利润发生波动；内部因素则是生产者对未来市场持有的主观预期和生产心理，从事养殖业的生产者更为谨慎，面对市场的变化不会立马调整生产决策。按养殖周期来算，需要10个月左右产量的变化才能影响市场，当猪价上升时生产者不愿意立刻扩大供给，一般会在3到4个月获得利润后再扩大；下跌时，面对先前较大的设施投入，生产者不愿意立刻减少供给，会忍受5到6个月亏损才做出调整。这两个滞后决策过程和猪肉价格的平稳期一起组成了完整的猪周期。随着专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的猪肉养殖业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猪周期时间也明显加长。美国在逐步成为猪肉净出口国,2020年其猪肉产量占全球的11.7%，出口量占22.9%；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猪肉生产国,2020年的猪肉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4.7%和12.2%。猪肉的跨国贸易越来越频繁，使得其价格也更易受国际粮食价格、猪瘟、国际政治等众多因素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平稳猪肉价格,2007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以稳定猪价，此后在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国家发改委相继出台相应政策应对猪价波动。猪价在我国的波动周期大致为三年（朱增勇,2022），而2018年猪瘟下生猪价格大涨和2021年价格大跌的幅度都远远超出了以往周期。2021年8月猪肉价格大幅下滑时，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防止产能大幅波动，形成长期稳定的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除了前文中提到的供给循环和需求刚性对猪价周期波动的影响外，近几年环保与疫情因素也加大了猪肉价格周期的起伏幅度。我国的生猪养殖业经营粗放型特点突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没有得到科学处理，造成了比较大的环境污染。国家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环保政策的相继实施，为达环保指标，生猪供给有所减少。2018年猪瘟的大规模爆发大幅削减生猪数量，新冠疫情则影响了猪肉的跨地区运输，造成区域性价格暴涨。此外，我国猪饲料的原料大豆常年依赖进口，疫情之下我国削减了大豆和豆粕的进口量，增加了生猪养殖成本。
猪肉价格是造成我国CPI变化的主要因素,2016年至2020年猪肉价格变动与CPI变动高度相关,2019年3月至2020年7月猪肉价格变化对CPI变化贡献度为49.2%（易振华,2020）。在猪肉价格过度下跌时，欧美普遍采取短期市场调控政策，美国农业部市场服务局（AMS）通常会收购当月猪肉产量的20%~30%，作为冻猪肉库存，欧盟则以私人冻猪肉收储与出口补贴的方式调控市场，以在未来面对猪肉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时调整库存平抑价格。我国目前的中央储备主要为应对突发事件和救灾需要，地方储备用于局部应急和节假日市场供应，面对整体市场波动时猪肉储备的“蓄水池”规模不够大，较大程度依赖市场供求变化平抑价格波动。除了供需政策鼓励外，也可通过金融措施，如通过涉农银行、信用社发行创新金融产品，丰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产品，推进生猪价格期货上市等手段，保证养殖户资金链稳定。中国猪肉供给的集中程度也在不断提升,2021年生猪出栏量居前的五家企业（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温氏股份、双胞胎、新希望）合计出栏9 004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的13.4%。其中，牧原股份出栏4 026.3万头，市场份额达6%。希望通过市场竞争结构的改善，能够缓解一直以来上蹿下跳的猪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