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有人记得一句广告词，叫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意思很明显，只有大家都过得好，整个社会才能过得好，这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思几乎一样。那种只有部分人过得好所带来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日益突出。要达到大家好这个目标，要实现由温饱型社会向福利型社会的转变，这就要涉及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而福利经济学回答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一般假定有以下三大社会目标需要实现：最大的选择自由；最高的经济效率；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实现这三大目标的社会才是一个福利型社会，但何其难也！仅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就很难摆平（参见本书第6章），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讨论福利经济学的细节问题，只简单介绍几个重要的福利经济学概念（当然也是经济学概念），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接触到。
首先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1848-1923）是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他认为，当不存在着能够使某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其他人处境变坏的任意变化时，就会出现帕累托最优，或称为最大化福利。这意味着社会不能以一种帮助人而又不伤害其他人的方式来重新安排资源配置或财富的分配。因此，帕累托最优意味着：第一，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优分配；第二，资源的最优技术配置；第三，最优的产出数量。后来的经济学家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资源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资源市场，因此，帕累托最优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空中楼阁。
其次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当存在能够使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其他人处境变坏的某种状态变化时，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由此可见，只要存在着帕累托改进，那么资源配置就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对于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所以现实社会总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我们举个帕累托改进的例子。假如有两个人小李和小张，他们手中各自有5个梨和5个苹果，根据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小李而言1个苹果的效用大于1个梨的效用，而对于小张而言，1个梨的效用大于1个苹果的效用，于是如果这两人进行交换，则每个人的总效用（总福利）都会增加，因此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机会，这种交换持续进行直到一方感到再交换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帕累托改进就消失了，于是针对这二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产生了。所以贸易交换是帕累托改进的一个有效手段。
第三个概念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出生于1921年）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福利经济学领域贡献颇多，最著名的当属公共政策选择方面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或“一致投票悖论”。用阿罗的话说，就是“只要给出几个选择者都必然会接受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前提条件的规定下，人们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不可能找到一套规则(或程序)在个人选择顺序基础上推导出来一个一致的政策选择”。由此进一步推知，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无法找到能保证所有选择者福利只会增加不会受损的社会状态。
我们用阿罗举过的例子予以简单说明。假设有一个由三个投票人甲、乙、丙组成的民主社会，要对以下三个政策进行投票选择：增加工资（我们用政策A表示）、增加水电费（我们用政策B表示）、增加退休金（我们用政策C表示）。这三个投票者所遵循的规则（即阿罗说的前提条件）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意某项政策，那么该政策就被通过。假设投票人甲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A、B、C，投票人乙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B、C、A，而投票人丙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C、A、B，那么后果是什么呢？答案是不可能有一致的结果。因为，假如我们先对A、B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A，然后再对A、C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C；假如我们先对A、C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C，然后再对C、B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B；但假如我们先对B、C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B，然后再对B、A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A。由此可见，投票的先后顺序不同，则最后的结果也不同。所以，阿罗认为，并不存在既能尊重投票人的个人喜好，又能保证全体福利的最大化，并且不取决于对政策进行投票顺序的多数人投票法案。
“一致投票悖论”有时候会出现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之中，例如，2010年6月举行的波兰总统选举就是如此。共有10人参加了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显示，公民纲领党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的得票率在46％左右，而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得票率在33％左右，另外8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21%左右。没有一人的投票率超过50%，所以第一轮的投票就没有选出波兰总统，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这种投票结果其实就是“一致投票悖论”。
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真正解决全社会的福利问题也许是经济学家们力所不能及的，这就像大思想家孔子凭一己之力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一样。要实现全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恐怕还得靠政治家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