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荷兰皇家联手

就在塞缪尔为自己的“壳牌油轮”系统而得意洋洋，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亚洲的中间商对塞缪尔的弃罐装为批卖的做法抱怨不已。他们说：“贵公司的商业活动，完全没有考虑到亚洲人的习惯。标准石油公司的五加仑罐子已经深入人心。五加仑油罐的白铁皮已经成为东方平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之一。人们把用过的白铁皮罐子敲平，可以做屋顶，还可以用做厨房的容器、水桶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不会有一个东方人来买这种只在油轮上印着贝壳商标、而没有白铁皮罐子的油料的！”

塞缪尔觉得这些亚洲商人说的有理。为了使石油能在东方销售出去，塞缪尔只好在当地制造白铁皮罐。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逼在了眼前：俄国对罗斯查尔石油销售业的保护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人似乎要限制他们国家以外的油轮在巴库与海参崴之间航行，巴库的外国资本有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塞缪尔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可以想象，铁路工程肯定需要重油。俄国政府自己要用石油、肯定会把在巴库的外国资本驱逐出去的。事情真要如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另外寻找石油的来源了。”

在这种几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不利境遇下，塞缪尔没有被风险吓倒，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寻找对策。他得知荷兰的属地婆罗洲也产石油，就立即去了解情况。这位一直在北方经营石油的产业者，终于决定向南方进军发展了。

1898年，荷属婆罗洲发现了油田。塞缪尔随即作出决断，把公司的经营重心从巴库油田转移到了婆罗洲。

但是，这一次塞缪尔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他懂运输，懂商机，就是不懂石油，结果为他的外行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切，只是因为年轻人做事的轻率。

当时，塞缪尔的侄子在没有进行详细考察的情况下，轻信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保证，花费大价钱购买了油田的采矿权。而塞缪尔又十分信任自己的侄子，对石油生产的不熟悉也使他无法对侄子提出技术上的质疑。

结果，油田买下了，油井也出油了，但是，这个油田的原油，几乎只能炼出重油。而当时的石油市场，销量最大的是煤油，重油几乎没有顾客需要。

壳牌的巨大油田投资，最后只能炼出没人买的重油，轻油的产出比例极低（重油裂解变成轻油的技术很晚才出现）。而且仅能炼出的一丁点儿轻油，也由于燃点高而销售困难，不得不再用来自巴库油田的轻油来调合，才能卖得出去。

这一重大的决策错误，使塞缪尔追悔莫及，但又无计可施。如日中天的塞缪尔和他的壳牌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公司。一切仿佛都已无法挽回。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899年，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强行从土耳其手中霸占了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权，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又爆发了争夺菲律宾的美西战争。这些战争给塞缪尔的重油提供了销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塞缪尔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游说各国军队的上层人物，终于将重油售出，使公司绝地重生。

度过危机之后，塞缪尔继续为他的石油供应源而努力。这一次，他很精明地回避了自己的弱项。1901年，他和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合作，预订了该公司未来21年的产量，由海湾公司每年以固定不变的价格供应壳牌公司10万吨石油。

这样，来自德克萨斯油田的货源支撑起了壳牌，同时也抢走了洛克菲勒的一个重要合作和贸易伙伴，把壳牌的势力直接打进了洛克菲勒的心腹地带。这些努力，使壳牌公司在度过婆罗洲油田危机后得以持续运行。

安排好了这些重大事项，塞缪尔松了一口气，开始撒手公司事务，而把兴趣转向了他所热衷的政治活动。不久，塞缪尔当选为伦敦市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上层社会对他的承认和接纳。

就在塞缪尔忙于当市长的关头，来自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迪特丁，开始悄悄蚕食壳牌运输贸易公司的业务，原本属于塞缪尔的市场不显山不露水地转移到了迪特丁的控制下。

当塞缪尔的市长任满，荣归公司，企图重操旧业时，他惊异的发现，自己原本强大的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公司原本最大的利润来源，也就是在远东的煤油销售业务，已经逐步落到了迪特丁所控制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手里。

此时，塞缪尔的老对手洛克菲勒借此机会火上浇油，又开始祭起他的削价法宝，并指示他的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迫使英国人退出整个德国市场。

就这样，塞缪尔由于油源不足，财政困难，终于回天乏术，在1907年向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低头求和，两个公司正式合并。

合并后，新公司被改名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荷兰人占有60%的股份，英国人占有40%的股份，由迪特丁任总经理。塞缪尔时代就此结束，英荷壳牌开始了新的征程。

1927年，靠石油起家，当了一任伦敦市长，并荣幸地成了勋爵的塞缪尔去世了，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