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中国最繁华的上海滩涌现出了不少巨富之人，包括报业巨头胡文虎，北洋实业集团首领周学熙，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然而和哈同相比他们最多是百万或千万富翁，而哈同却是亿万富翁，他可以堪称是远东第一巨商。

寄身老沙逊洋行

哈同于1851年出生在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的伊拉克巴格达。哈同上有四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设在巴格达的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全家生活并不宽裕。

1856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到印度孟买，加入了英国籍。六岁时其父去世，生活更为艰辛。哈同要帮助母亲做些杂务谋生，拾破烂，捡煤核，拣瓜皮烂菜，这形成了他勤劳、俭朴的习性。

当时，哈同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不满意。1871年其母也因病逝世，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21岁的哈同时只身出走香港谋生。在沙逊洋行当了两个月的勤杂工，由于在香港混得不得法，于第二年到上海找出路，到上海的时候，哈同不满24岁，怀揣着6块银元，但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天生具有好奇、冒险和奋斗精神。

当时的上海，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随着列强纷纷在上海开设租界，上海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近代的上海不仅是“乐园”，还是“天堂”。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巴格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定居，形成了上海最早的犹太社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执行排犹太政策，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无情地对当时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关上了大门。远离欧洲1万多公里的中国上海却张开双臂，以其“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欢迎犹太难民的到来。虽说上海城远不如柏林、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名城漂亮整洁，但由于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让上海成为了这些异乡来客心目中的“天堂”。

犹太人把上海当作“天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大亨”。如沙逊集团的领袖沙逊，他的集团在民国时期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食品、建筑、金融等13个行业。

而此次哈同来到上海后，首先要寄身的便是沙逊家族的洋行。来到上海后，哈同通过舅父昔日的老同事的介绍，进入上海老沙逊洋行供职，先做看门人。

此时，哈同寄身的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创办的，总行设于孟买。1845年，沙逊洋行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是做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

当时，哈同在这里做门房，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来此洽谈生意的各国及各业商人。哈同对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十分尽心，而且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他有语言天赋，不仅能讲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很快又掌握了汉语，甚至对上海的俚语方言也十分熟悉。

语言的优势让哈同在接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把这份被认为是下差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当时，沙逊洋行业务繁忙，来此洽谈的商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哈同所在的门房里挤作一团。

沙逊对此非常生气，而就在这时，哈同开始实行登记制度，依先后顺序排队等候，以往的嘈杂顿时不见，这一招使哈同赢得上司赏识。

一年多后，哈同被升为业务管事，收入也有提升，稍有积蓄后就在上海买了一幢半151房子安了家。

开埠之后的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外贸条件，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房地产业也水涨船高，成为新的热点。沙逊洋行适时组建了地产科，并任命哈同为地产科的领班。哈同眼光独具，他认定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两河交汇处一定会成为闹市，将此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

时势给了哈同脱颖而出的机遇，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这些胜利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法军节节败退，使法国内阁倒台，在沪洋人深恐局势发展对己不利，纷纷将地产脱手，打算逃离上海。

一时间，上海地价一落千丈。此时，沙逊洋行也准备收缩业务，转移战场。而此时的哈同深谋远虑，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劝老沙逊广收地皮。在哈同的一再劝说下，老沙逊依言而行。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

俟中法签订和约，局势逆转，清政府弃胜言降，上海滩仍然是洋人的天下。“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

此时，上海地价转而扶摇直上，哈同一举为洋行赚进五百余万两白银，哈同自己贱价购买的土地也升值。这笔投资的成功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