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刊专文指出：“经济学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该文举了两个例子去证明它的判断，其一是从GDP的衡量方式的角度去批评经济学颠倒是非。例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说：“香烟的广告收入被计入GDP，但其带来的伤害却不计算在内。”该文进而把问题延伸到男女平等、物种灭绝、难民的心理问题等，他们批评GDP的衡量方式漠视无偿的和没有价格的社会行动。当然，这些论述都是有问题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给GDP一个明确的定位：它只是一个对许多细项进行加总而形成的统计量，就如“总量”或“平均值”等。

统计量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编列，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某县大雨，灾情不轻。县政府在进行灾后重建时，一方面调动当地人员，一方面向上级政府要求补助。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县政府必须上报灾情，于是工作人员就编列了几个灾情统计量：桥梁损失、路基损失、农作物损失、房屋损失、电力中断情况等。每一项统计量都是把许多细项加总而来的。比如对农作物损失的灾情统计，他们只会挑选可以向上级政府申请到补助的农作物种类。也就是说，使用统计量之前，我们要先理解其统计目的，否则会给出错误的解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在初次使用GDP时，只是为了计算出美国历年的生产总量，以理解经济波动的情况。在此之前，经济学者观察的对象是个别产业，如鸡蛋的生产总量，当然还会配合鸡蛋的市价和家禽养殖业的就业人数。他认为个别产业从长期来看会有所消长，只有对所有产业的产出进行加总，才能理解整体产出的变化趋势。但是，如何将鸡蛋的生产数量和单车的生产数量进行加总？答案是：先将各个商品的生产数量乘上单价，再把所有产业的总生产价值进行加总，就可以算出GDP。

请注意计算过程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不是把鸡蛋的生产数量直接加上单车的生产数量，而是各自以它们的单价作为“加权数”乘上去后再进行加总；第二，由于必须用单价作为加权数，因而只能挑选市场交易中的产业。换言之，GDP的出现是为了理解美国社会的生产状况，这当然包括不参与市场交易的生产活动。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库兹涅茨选择了有交易价格（可计算）的产业。他没把妈妈们在家打扫卫生的价值算进去，因为这没有可参考的薪资率。他担心任意假设劳动力价格会在解释上产生很大的偏误。

或许有人会说：“可以用兼职打工的薪资率去计算。”这很合理吧？英国就曾为了计算妈妈们在家打扫卫生的价值，要求房屋租赁公司必须至少每周一次派人去清扫出租的房间。这样可以形成“居家打扫产业”，就有市场价格可以查了。但这时遇到的问题是：妈妈们一天到底居家工作多久？这个问题不只是不好调查，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妈妈因居家打扫产业的出现而改变了生活习惯，她们不再愿意亲自打扫房间了。

当然，库兹涅茨的担忧看似只是统计量的质量问题。统计学上有句名言：“垃圾只能制造垃圾。”就统计量而言，统计垃圾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调查员随意填表所制造的垃圾；另一种是为了统计目的而改变挑选细项所制造出来的垃圾。

市场交易的数据只能通过统计调查员去现场做调查并填写“访查调查表”来获取。他们通常是单枪匹马出勤，最多是两人一组。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对工作质量的保障只能依靠他们的敬业态度。然而，如何让员工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敬业态度，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问题。

有些环保主义者要求把森林景观的改善也纳入GDP中，但这很容易制造出第二种统计垃圾。这和妈妈们居家打扫卫生的问题类似，就是它没有市场的交易价格。虽然英国政府可以推出居家打扫的产业，但要推出森林景观产业可困难得多。没有遭到破坏的森林早已存在，而收取门票的森林景观产业大都是经过人工改善的地貌奇特的景区。若任意给定森林景观的价格，会带来极其扭曲的解读。

第二种统计垃圾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统计改革。在改革之前，日本的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已逐年接近日本战后宪法所限制的1%。那时，眼看就要破表，日本政府立即进行统计编制大调整的“例行性工作”。调整之后，次年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又跌回到宪法所限制的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