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大生落败，张謇破产

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界举办的“你最敬仰的人物”之民意测验中，张謇以最高的票数遥遥领先其他公众人物。这也体现了他在民间所拥有的超凡的号召能力，也标志着他走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而正是这一年他也刚好过完他人生的第70个生日。但是在这表面浮华的背后，一股巨大的阴影却向张謇和他背后的事业袭来。

实际上，从1922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走下坡路。规模庞大的大生纱厂实际上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继续生产不得不开始四处举债，最多时对外负债达400万两之巨，在这巨大的财务压力下，大生纱厂的经营危机开始出现。本来，年逾古稀之年的张謇对此是有应对之策的，他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通过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以吸引大量投资，从而帮助大生纱厂度过眼前的资金难关。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多年来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彻底摧毁，一时之间南通市里一片狼藉，自然不能如预想中那样吸引到足够的外部资金了。

也正是这一年，市场上波诡云谲，让人琢磨不透，原本销量很好的棉纱一下子价格大跌，而且纱厂所需的原材料棉花却价格疯长上去。一时间，大生纱厂无从应对了，要继续生产下去就要面对原材料涨价、产品滞销的困局。很快危机爆发了，原本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在这种巨额亏空的打击下，原本就负债的大生纱厂彻底止住了一路高歌猛进的脚步。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大生纱厂的衰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外部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次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特别是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占领市场，使刚刚建起的大生各纺织厂受到严重打击。加上当时中国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在原料价格如此疯长的情况下，厂家根本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很多纱厂由于原料不足处于半停工状态。到1924年初，有近1/3的上海纱厂彻底停产歇业。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张謇别无他法，只得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此时的大生纱厂早已债台高筑，美日资本家都不肯贸然投入大量资金，就这样最后的外援希望也破灭了，大生纱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到1924年，大生纱厂的债务累计已达400万两之巨。适逢直奉战争，大生纱厂的两个重要商品销售地东北和华北市场因受战争影响，货物根本运输不过去，企业经营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大生纱厂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就这样，商业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破产了。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易主，中国、交通、金城、上海4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在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里，面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行将破产，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张謇当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

俗话说得好，“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落井下石者更是不乏其人。看着大生落败已不可避免，部分股东竟然毫无良知对张謇发出诘难，他们竟然单纯地认为大生的落败与张謇的经营有最直接的关系，张謇本人应对他们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这些不负责任的混账话彻底激怒了张謇，虽然此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但他的头脑依然清醒如旧，在股东会上他慷慨陈词：大生纱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在本人执掌大生纱厂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多万两，股东更是得到了数倍于投资的红利。即使现在大生纱厂破产了，难道你们这些股东们可曾损失过你们那微薄的投资么？我对你们无愧于心。

是的，张謇从当初舍弃仕途投身商海的那一刻起，就舍弃了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着，在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我们没有看见作为巨商的张謇耽于行乐的一点迹象，相反他以一己之力兴办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占企业全部营运资本的比重过大。在张謇的一生中，他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而这些本应该由政府兴办的事业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讲明显又过于沉重了些，而这些最终又成为拖垮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为了推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践，张謇倾尽了自己的全力，南通能由一个荒僻的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变得举世皆知，就完全是张謇的功劳。可以说，张謇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那些投资给大生纱厂的股东们。虽然，大生纱厂的经营最终以破产而告终。

张謇曾说过，“独来独往、直起直落”“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通过这些言辞我们可以发现张謇的特立独行，他桀骜不驯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固然，年逾70岁高龄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是让人感到悲痛万分的，即使坚强如他也不由感叹道：“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离世，享年73岁。他是晚清状元，更是一位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实业家，但他的陪葬品中却没有黄金珠玉、珍珠翡翠、古玩字画等奢侈品，陪伴张謇最后行程的仅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颗牙齿，一束胎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中，起为黄帝，末乃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