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

张謇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大清朝廷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帝后两党之争，并且矛盾突出，渐成水火不容之势。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对日主张强硬，严词批判投降派李鸿章的投降政策，但其真实目的却是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更想通过斗争将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赶下台，以使光绪帝拥有操控国家的实际权力。这当然引起了后党的最为强烈的反扑。

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成为“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就在帝后两党争得你死我活之际，张謇的父亲过世了。他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也因此得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1898年他回到北京销假，当时正是“百日维新”时期，但很快随着维新事业的落败，翁同龢也被罢官，这使张謇更加认清了官场的险恶难测，他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

中日甲午战争不但对大清影响巨大，也直接影响了张謇的人生道路。面对当时清朝积贫积弱的现实，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促使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

其实，关于操办实业张謇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895年夏，张謇就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第一次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观点，对实业救国路线有了比较明晰的表述。“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这更是直接表明了在张謇看来振兴事业，发展经济是当官者的主要责任。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初，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特别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张謇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在设立大生纱厂初期的打算是商办，他想通过官方召集成立工厂，而交由商户们来经营管理。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策略所起的作用不大。但工厂已经开始运营了，停下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种种官场上的关系，终于将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看上了这批机器，于是在中间人的调停下，这批机器被他们两人对半平分，一人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后来，张謇又通过其他手段另外筹集了25万两商股。当时规定，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大生纱厂也变成了“绅领商办”的经营性质。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为了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20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

张謇认为：“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这种超前的经营理念也决定了他事业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当时的西方列强正在“一战”的战场上打的你死我活，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逐渐放松，这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短暂的春天。

此时，大生纱厂规模急剧扩大，纱锭增加至13.7万多枚，大生纱厂已经到了它发展史上的巅峰时刻。为了给大生纱厂正确的指引，张謇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确实，张謇作为状元实业家，作为大生纱厂的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这一点还是让人敬佩的。

另一方面，随着大生纱厂的落户，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逐渐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在当年国外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3个字，而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出名也完全因为张謇的存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在张謇的带领下，被打造成了一个黄金城市。当时，举国动荡，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

张謇在20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当时的中国列强环视，广大人们群众根本就没有一丝的安全感，甚至对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但，张謇却在南通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那里，社会井然有序，风气也清明淳朴。许多社会学者被吸引，前往南通考察，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即使时隔百年，张謇所创办的学校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继续教育着南通的小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张謇当年所创办的工厂至今仍在为南通市民提供着就业机会；更俗剧场成为大多数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大多数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是张謇当年规划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公园里有座叫“濠阳小筑”的宅院，是张謇晚年的家。

张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说过：“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张謇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发现了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便致力于师范教育的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成功与罗叔韫、汤寿潜等人筹划在通州成立师范，费用则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5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两，另加劝集资助。就这样，成立学院所需的经费和地址总算有了着落。很快通州师范开学了，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

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

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其后又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即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张謇身为晚清状元，他并没有为四书五经所禁锢住思想，而是积极开眼看世界，他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并积极学习，他重用外国人才，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张謇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也确实兴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虽然他的“实业救国”梦想没有最终挽救大清的危局，但他发展实业的道路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主张开辟道路、沟通河运。1904年，光绪三十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1914年，民国3年，张謇用他自己的私房钱，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厂一所，雇佣那些失业的贫民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为解决上海部分街区和一些用户的照明问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为该公司的正常运营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以购买新的设备，该公司于当年秋天开始发电，造福一方百姓。

诚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商业经营，但在人们的眼里他还是那个状元张謇，而不把他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确实卓尔不群的缘故吧。但在实际上，张謇做官的时候既无大权，经商的时候也无巨富，但是在民间他却拥有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更被人们尊称为“绅商”，对他的崇敬之情可见一斑。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张謇“实业救国”的理想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更为贴切。

张謇是一个跨时代的人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毋庸置疑是坚定的帝党成员，他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改变了政治立场，他甚至干脆地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后来还愉悦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邀请担任实业总长的职务。

但，张謇对于社会变革的态度非常明晰，他并不完全接受革命，他认为用革命的方式改良社会只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他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社会的动荡，以维护人民生活和市场的稳定。这也决定了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选择支持谁。历史不会忘记，那封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在其后，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不惜以接受日本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作为代价，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但最终见局势已发展至无可挽回的地步，他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从而保全了自己一生清白的名节。

张謇身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即将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大混乱时期，他的“实业救国”主张，以及他老黄牛一样的实干精神使他彪炳千秋。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状元实业家”之褒奖对他而言当之无愧。

但，对于身处那个黑暗时代的张謇而言，在表面辉煌的背后，他的一生却是极为孤独的，他内心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实业救国”那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