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是其发生的首要条件。到了15世纪，欧洲人不再用地中海—大陆观念，而是用海洋观念来看世界。技术的进步使他们扩大了眼界，并且有能力进行海洋探险，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空间。可以说，观念、欲望和技术是地理大发现的促进因素。

想象力是欧洲人创新的翅膀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欧洲与东方在地理上十分遥远，但是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却是相当近的。长期以来，东方的财富、宝石、贵金属，特别是名贵的香料，一直使欧洲人垂涎欲滴。当时，追求古怪离奇的癖好盛行于欧洲，欧洲人对生活在东方的、奇异而神秘的人民感到好奇。这种垂涎和好奇心，在当时流行的典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蓬波尼乌斯·梅拉的《论世界地理》或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历史》，都将真实与虚幻混为一谈。有的故事说，生活在恒河源头地区的人们吃蛇，而且能活到400岁，另一些人生下来只有一条腿，但是十分灵巧……人们根据一封著名的伪经信，讲述一位强大的基督徒君主——印度的约翰教士——拥有巨大的财富。有些传教士和商人在14世纪蒙古帝国衰亡以前去过那个神秘的世界，并且作了描述，这些描述也激励了冒险。再如，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由比萨的鲁斯蒂恰诺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后被译为多种文字的史实，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兴趣所在。

自然地理“科学”

欧洲人向往东方，但如上所述，传统的陆上之路，已经不通，唯一可走的便是海上之路。而当时的海上探险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学和航海技术发展的有力支持。西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口，其生活方式部分依赖于海上贸易和渔业，它们发展了海洋科学。十三四世纪“地圆学说”的发展为探寻新航路奠定了理论基础，15世纪以后佛罗伦萨的托斯堪涅里根据“地圆学说”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已经将印度置于大西洋的西岸。此外，人们对地球的表面积、陆地和海洋的距离方位等有了新的认识。

地理大发现所需要的自然地理“科学”知识，是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产物。早在公元前6世纪，少数希腊的哲学家就已开始从纯理论角度来推想地球是一个球形了。因为，当时他们都相信对称形式是完美的属性之一，而最为完善的对称形式是球形。毕达哥拉斯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古代思想家。以后，亚里士多德又对这个大地球形的猜想作了科学的证明。而公元前3世纪被誉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已经测算出地球的周长为25 000英里，即39690公里，其精确度已达到了99%以上。  12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大学的创立，这些学说逐渐得到普及。如罗吉尔·培根（13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把当时知道的世界各国详细加以叙述，估计了世界的大小，赞成大地是球状的学说。他在这一点上影响了哥伦布。  再如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在其不朽名著《神曲》中也以隐晦的语言指出大地为球形。“他的国度是在菲尔特罗和菲尔特罗之间。”  “地圆学说”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科学基础。

此外，托勒密（公元2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的地理学也从15世纪起享誉西方，它从数学角度来观察地球表面的问题，尽管低估了地球的圆周。红衣主教皮埃尔·戴利是15世纪最早引用托勒密《地理学》拉丁文译本的人之一。“他引证了许多报道，说明在非洲南部环绕着一个开阔的海洋，而这对葡萄牙的地理学者和航海者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此后不久就开始去寻找一条避开阿拉伯领土以到达印度的道路。”  现代地图学诞生于葡萄牙。公元1418年，亨利王子在萨格里什创设了第一个地理研究院。“他从地中海周围各地把具有不同信仰的学者网罗到萨格里什来，有地理学者、制图学者、数学家、天文学者以及能各种语言的手稿的专家。他的工作人员内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  他这种兼容并包的做法，吸取了各个文明对自然地理科学的成就，使葡萄牙处于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从15世纪末期起，地图绘制出现了重要的革新，主要是根据对太阳星辰的观察画出了纬度线。在16世纪，葡萄牙的地图绘制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欧洲第一流的。他们影响极大，如在德国，他们促成了葡萄牙—德国地图绘制术的诞生，他们还对墨卡托、奥特利乌斯、洪第乌斯的弗拉芒学派（1570—1670）大有启发。

技术手段

在航海技术方面，14世纪普遍使用了中国发明的罗盘，还增加了观象仪、风象仪和经过改良的绞盘、铁锚和锚链等其他器械。同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相继出现经过改良的多桅轻便帆船。这种船只航速快、行驶灵活、安全、载重增大、需要的水手少。造船事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克服了远航的技术困难。

然而，大西洋从北极伸展到南极，气候差别极大，狂风巨浪，要在大西洋上航行，仅靠过去沿岸航行的技术难以应付。葡萄牙人经过一系列尝试完成了非洲之行，在返航中，为了避免几内亚湾北部的逆风逆水，必须使用一种导航体系，而指南针、罗盘地图、海程计算图已嫌不足。驾驶员必须了解“世界的机械”，并且具有天文学概念，以便每天在大海上测定船的方位。

他们观察天空，运用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借用星盘、象限等计算星辰的位置。许多知识来自伊斯兰教徒在托莱多进行的研究以及来葡萄牙定居的犹太天文学家的传授，上述工具也很可能是由伊斯兰教徒在欧洲传播的。驾驶员们也求助于航海指南，这些指南使人们在航海中根据天文观察来校正纬度。其中有一本书在航海史上颇为有名，就是由15世纪的驾驶员和天文学家合写的《北极星规则》，从此开始了所谓的天文航海。

此外，要在大西洋上驰骋，必须建造另一种类型的船，即快帆船，它具有革命性。快帆船极为灵活，可逆风行驶，是为远程航行设计的。船上设有船员们的舱室，所载的食品足以满足长期航行的需要。帆船长约30米，宽约8米，吃水3米，船舵固定在艉柱上。它有一个横帆，因此速度很快，“其长程航行大西洋的速度直到19世纪才被快速帆船超过”  。该船还有一个三角帆，在风向呈60—65度角时往前航行。

15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但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16世纪20年代出现了转变，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新型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发射。武器的先进性也为探险者增加了远航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