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可以说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因。

经济动因

欧洲和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一直是欧洲获得洲际商品的主要源泉。在新航路开辟前，东西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中亚由陆路沿里海、黑海到小亚细亚；一条是经海道至波斯湾，再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再有一条是先由海道到红海，然后再由陆路到埃及。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开始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对往来经商的欧洲商人征收高额税费。15世纪金帐汗国解体后，从黑海北岸横穿亚洲大陆直达中国的“丝绸之路”又受阻隔，另一条经埃及和红海的商路也被阿拉伯人占领。因此，西欧各国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越来越重要，并日益取代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象征。一股黄金热席卷整个西欧，国王、贵族、僧侣、商人都热衷于追求金银和财富。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行后，书中所描述的“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东方，对欧洲人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正是这种“黄金渴望”驱使欧洲的商人、航海家、封建主从事冒险航行。一切探索新世界的冒险家们似乎都怀着同一个动机，那就是“对美洲金银的强烈欲望  ”。哥伦布就是受到这种诱惑的航海家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黄金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他在航行中日夜祈求上帝，保佑他顺利地找到黄金。可以说，黄金是驱使哥伦布探寻新航路的动机和目的。

文化动因

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所具有的扩张性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动因。从地理大发现时那些耳熟能详的航海家言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宗教活动对这次史无前例的航海活动的巨大推动作用。达·伽马（约1460—1524）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已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

政治动因

15世纪，欧洲处于从领地制、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变的时期。到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发展成了君主制国家。君主们拥有的力量，源自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商人的利益与君主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商人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他们的利益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国家也有国家的利益，包括扩张势力、扩大版图、扩充臣民  ，这与商人利益不矛盾。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可以集中调配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探险，并有效地保卫新发现的地区，维护其获得的各种利益。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共同推动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