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服之旅
1984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向炳伟开始了他缝纫生涯中意义非比寻常的西服之旅。
汉中市政府派人去上海定做西服，向炳伟抓住机会，自费随同前往。
在上海火车站露宿了一夜后，他在廉价的旅馆里找了一个廉价的架子床栖身，吃小巷里最便宜的面条。他随同市政府的人参观了西服厂、展销会，走遍了大街小巷的服装店。先进的设备、精细的工艺使得在汉中已是小有名气的向炳伟相形见绌。贫穷、闭塞、知识的贫乏在他内心激荡，他感受着上海的先进，也感受着上海人对来自秦巴山区的贫穷的他以及自己一言一行的蔑视和嘲弄。
他睁大眼睛，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细心地观察着这个都市，上海穿西服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他花了70多块钱，买了一件“沪江”牌西服，晚上就坐在灯下仔细玩摩起来，西服深开的V形领口造型与必须系上风纪扣严格对称的中山装相比，显得更自由潇洒一些，而且领子驳头翻至胸下，穿衬衣、打领带，这样可以增加层次感和变化感……
向炳伟隐隐地感到，西服有可能取代目前最盛行的中山装和“军干服”，成为今后男士的主要服装。
让向炳伟下决定专事西服加工制作，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是另外一件事。两个月后，汉中某公司进了一批日本产旧西服，以15元一件销售，买的人很多。有人拿它作样品，到市服装厂找老师傅做，可没人能做得出来，于是，这垃圾服就越传越神，越穿越自豪。
向炳伟被震惊了：中国人穿外国人扔弃的旧衣服还那么洋洋自得，真是有损国格和人格！自己作为一个裁缝却做不出那么好的西服，真是惭愧！
于是，他也买了两件，连同从上海带回的已被剖解的西服，一头扎进了西服工艺的钻研里。向炳伟从袖笼处把西服一肢解，进行测量剖析。他对旧西服外观造型的惊讶远远不如对里面做工的惊叹！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根本就看不见的里面的内衬做得非常精细、整洁，找不出一根线头，也看不到毛边，并且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就是把外面的布料磨坏，里边也不会松散。这个细节对向炳伟的震动和影响可谓非常之大，看来，单有一腔民族热情是不够的，你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过人之处。心中有了数，向炳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决定对这种掐腰、瘦袖的古典式西服作一些改进，既保持西服原有的潇洒、挺拔的风格，又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舒适、宽松的需求。
经过一番苦斗，“向氏裁剪公式”中有关西服的数据出来了。按这个公式制作出的西服比古典的日本西服更显随和舒适。
1986年冬，尽管每件西服的加工费已收到18元，但活还是多得赶不出来。小店里的工人已扩充到7人，房子也被4台缝纫机、1张剪裁案和熙熙攘攘的顾客塞得满满实实。
喜欢趋同从众的中国人对西服所表现出的这种比西方人更高的热情，使向炳伟咂舌。为了缓解目前这种做衣、买衣难的状况，也为了让更多像他一样曾为求生而挣扎的人相互扶助，共同致富，他办工厂、建立一个和睦群体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了。
1987年春节刚过完，恰巧汉中公路段慕名前来订做50多套拷花呢大衣，并预付了5000元定金。这真是雪中送炭。向炳伟立即拿着这“第一桶金”，毫不犹豫地敲定了设立东大街门市部的街面房，取出3100元付房租，剩下的钱购置了一些桌椅柜台等。他又托关系，找熟人，三番五次地跑到农业银行汉中支行，苦口婆心地诉说自己办厂的愿望、困难和信心。他的执着终于感化了银行负责人，在一张抵押房屋贷款5000元的契约上，向炳伟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章子，同时也写下了挑战命运的宣言。
1987年4月7日，饱含着向炳伟一腔心血与宏愿、融进了近20名追随者无限希望的“汉中市伟志西服厂”，在建国路2号这幢作为抵押的房子里成立了。
创业伊始，向炳伟的眼光就锁定在“质量”二字上。他不善言谈，道理却比一般人想得长、想得透：自己一不是官商，二不是公商，三不是奸商，只能老老实实把顾客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把质量看作唯一的靠山。这个重情重义的小伙子，只有在质量上是铁脸冷心，甚至有些残忍。
那时工人工资只有80元，却有一人因线头没拣净，被罚17元；1987年，厂里生产了一批高尔夫面料西服，完工后发现有拔缝现象，向炳伟咬着牙全部捐给福利院，一件都没流入市场；1988年，雨多地潮，100多条定做的裤子口袋出现霉点，向炳伟看到后，只吐出一句话：“裤兜全换！”……1989年，向炳伟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人竟指着他穿的“伟志”西装问：“皮尔·卡丹？”他摇摇头说：“自己生产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企业普遍萎缩，“伟志”却以其卓越的质量在三秦消费者中站稳了脚，以模范的纳税意识（向炳伟每年缴给国家的税收占汉中市800家私营企业上缴税收总额的1/10）赢得了政府的信赖支持，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知名度由低变高，1990年，“伟志西服厂”从狭小的汉中市建国路搬到了与拜将台毗邻的一个占地4500余平方米的院子。在那幢仿古式的二层办公楼里，他组建了6个正规职能科室，扩展了3个销售部；在楼旁敞亮的大车间里，他引进了国外西服生产线，机器换成电动的，熨斗换成了吊瓶式蒸汽的，裁剪也换上了电刀。“伟志”从此告别了作坊式的小生产、小经营，逐渐向企业的规模靠拢。
向炳伟的另一个高招是对消费者“不满意便退钱”的庄严承诺，这样的承诺在今天的商界已是见惯不惊了，但向炳伟早在1992年就提了出来，并把它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伟志”永恒不变的服务准则。
决策当初，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大家普遍对当时的国民素质和没有限制的恶意退换货表示担忧。向炳伟断言：“恶意退货的人将超不过3％，我们就拿出10万元来准备吃这个亏。但它的正面影响带来的将是信誉、声誉。一个企业有了信誉，就像给顾客的口袋里放进了存款单，他们会不定期地来这儿增加存款。”尽管在实施“不满意便退钱”的服务过程中，伟志在当年9—12月就因此损失了30多万元，但在被广大的消费者翻来覆去印证了几年之后，这个服务承诺放射的强大磁力是有目共睹的。
1996年，“伟志”以超常规的发展跨上了时代的快车。向炳伟接受了一个老教授“刘邦不出汉中何以成帝业，你不出汉中何以求发展”的建议，将集团总部举迁西安，并在西安组建年产20万套西服的伟志西安西服生产厂，与刚刚搬进占地1.47公顷新厂房的伟志汉中西服生产厂遥相呼应，拉开了将蓝图绘写成现实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