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泥瓦工到小裁缝

向炳伟注定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成功者，在30岁以前的艰难生活中，他和如今那些提着砖刀在大街上转悠着找活干的民工没有两样，和那些支起一个缝纫摊等着顾客上门的小裁缝也无二致。即使在1987年，他靠着7个人、5000元贷款搞起作坊式的“汉中伟志西服厂”时，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年产50万套西服、销售收入达2个多亿的集团总裁，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命运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但当你完全走入向炳伟的世界，你又会发觉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汉中是一块被历史过分渲染的热土。刘邦在这里筑坛拜将、剑指三秦，终于“一战东归”，出现了汉人汉文化。这块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拱围的土地上，到处布满的历史陈迹曾滋养过许多伟大的灵魂，然而，这秦巴屏障又隔绝了多少升腾的希望。千百年来，人们就在这块由汉水冲积成的小盆地里劳作不息，北不过秦岭腹地，南不越巴山蜀道。历史在这里沉寂得太久太久……

1956年，向炳伟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穷菜农家庭。

应该说，向炳伟的身上多少还流淌着一些商人的血脉。父亲向氏年轻时曾希望摆脱贫困，翻过巴山西脉的米仓山搞过货运，也曾酿酒、开杂货店和油坊，但无论他怎样的辛苦卖力，命运的枷锁还是始终把他紧套在贫困上。向炳伟的两个弟弟就是因无力抚养而相继送人的。这种离乡背井、远离血亲的命运也差点落在小炳伟身上。只是他的乖巧、勤快和善解人意才使父母思量再三，没有舍得把他送出去。

1968年4月，向炳伟12岁，正读小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的枪炮声彻底击碎了他的读书梦。当时学校所在的建国路正是两大造反派交火的焦点，学校被迫停课。一家人借以遮风避雨的破茅屋也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只好辗转逃奔于大河坎、铺镇、周家湾等地。

母亲周氏的一生咀嚼尽了生命的苦涩，耗尽心血孕育了7个儿女之后，在动乱中已是憔悴不堪，贫病交加。

向炳伟不会忘记，为了挣钱给妈妈治病，在热得出奇的夏天，他背着背篓，赤着脚在田间野外割猪草卖给生产队，只为每斤能换回5厘钱。

向炳伟也不会忘记，他忍受着白眼和屈辱，到城里的居民区去收泔水，只为能在他吃红苕、槐树叶、野菜根时，让病弱的母亲吃上2分5厘钱1斤的豆渣来“滋补”身子。

作为给母亲看病的见证人，康大夫更不会忘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攥着几枚硬币，央求他把开好的药方压缩了再压缩，他的钱只够开出廉价的几味药。

而躺在寒风薄被中终日咳喘的母亲依然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一年12月，她带着对儿女无限的牵挂和深深的无奈，在病痛、饥饿、寒冷中撒手尘寰。

贫穷过早地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小炳伟身上，他来到生产队的修建队当了一名小工。别人干活，他搬砖送泥；别人休息，他就找来4.5公斤重的旧砖，练习砌墙，后来他又学会了盘抽风灶。那时，方圆百里，家家都知道有一个“灶盘得好的小明”（他的乳名），自己的口袋里也常常能揣上二三十元钱了。就在他为这一点生活的恩赐激动兴奋难抑时，过度的劳累终于酿出个悲剧：他累成了腰肌劳损，疼得直不起腰，挑不动担子……

再也不能干体力活了。向炳伟从16岁开始寻找的这个试图推翻贫穷的支点，忽然间灰飞烟灭。24岁的向炳伟再一次被命运抛弃在人生的荒漠之中，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恐怕在今天的服装界就不会有向炳伟的大名，也不会有多次荣获“陕西省名牌产品”称号的“伟志”西服了。1980年3月的一天，向炳伟家里来了两位客人，闲谈中得知他们在南郑湘水寺小镇上开了一个缝纫店。急于摆脱困境的向炳伟在忧闷彷徨和守候中抓住了这个拜师学艺的机会。

第一件事是变卖掉自己身上唯一可变卖的一块“蝴蝶”牌手表，到商店里左挑右选、用尽其所有的115元买了一台断了机架减价的“敦煌”牌脚踏缝纫机。第二件事是向工友们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作为生活费留给父亲和妹妹。向炳伟背着断了腿的缝纫机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求生之路。

当向炳伟告别师门的时候，历史迈入了20世纪80年代。尽管皮尔·卡丹带着它的美女和华服率先闯进中国的首都，极力展示着前沿服装的风姿；尽管华人的“金利来”正在浩浩荡荡地攻入东南亚，且越战越勇；小裁缝向炳伟却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开始了他追逐时代的步伐。

汉中市建国路38号住着一对患重病的老夫妻，儿女在外工作，无人照顾。向炳伟找上门去，提出由他和妻子来照料两位老人的生活，作为交换，向炳伟用外面半间临街空房开始了他最初的独立营生。

他找好朋友朱家庆写了“裁剪缝纫，翻新补旧”的八字招牌放在门口，又写了一张价格低于市服装厂30％的来料加工价目表贴在墙上。

可有谁会相信一年前还是盘灶能手的他忽然摇身变成了裁缝呢？

十几天过去了，没有顾客。在焦虑与万般无奈之中，他把缝纫机从屋里搬到街边，开始承接打补丁来维持生计——补一个小洞5分钱，补一个大洞1毛钱……

那些并不遥远的故事，那些在艰难困苦中给他一线生机的故事，那些在冥冥之中为向炳伟带来“悟”的故事，向炳伟可谓记忆犹新。

1981年秋天，邻居一女孩拿着一块单价为18元多一米的进口涤纶华达呢料，要求做条喇叭裤。向炳伟从没有做过这种裤型，但他还是接了下来，因为这两块三毛钱的加工费是一笔破天荒的业务，更重要的是他急于想改变在人们心目中他只能打补丁、做童衣的形象。

然而他却迟迟没有落剪。这种带有“资产阶级遗风”的裤子，书上避而不谈，老师傅们不屑于此。于是他就走上街头，跟在时髦的小青年身后，全神贯注地观察他们身上喇叭裤不同于一般裤型的特点。

跟踪了3天，琢磨算计了3天，一条喇叭裤让向炳伟整整忙活了一个多星期，而且，他还向朋友借了22元钱，做好了赔偿布料的准备。

喇叭裤做得意外的成功。这条裤子和计算法给他带来了好运，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许多启示。为了争取更多的顾客，他写了第二个招牌：“本店备有各种服装杂志、图片，可供顾客任意选择。”

他的牌子和门口摆放的杂志如同他做的喇叭裤一样传了出去，每当人们做衣服时总爱说：“新南门外有个姓向的裁缝，做衣服可以选样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选到哪儿做到哪儿……”

奋斗到27岁，向炳伟终于在吃了上顿之后不再为下顿犯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