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股份制的金钥匙

东方集团真正的腾飞是在1988年以后，然而，在腾飞之前，“东方”却险遭一场灭顶之灾。危险来自内部。在庆祝创业10周年的时候，一鼓劲流了10年大汗、出了10年大力的“东方”人蓦然发现，他们不经意间挣的无数小钱已积聚起来，成了一个令人不敢正视的庞然大物。惊喜之余却是莫名的害怕与担心——这越聚越多的财富到底“算谁的”？多少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陷入迷惘的“东方”人有的要单干，有的要调走，有的提出干脆分光吃净。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巅峰的到来就是衰败”的例子很多。这一方面在于我国绝大部分颇有资产的民营企业主，并未完全蜕尽那种狭隘自主的小农意识，从心态上显得底气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年来我们的政策与宣传中，民营企业始终被囿于“国有企业的补充”的地位，使大多数民营企业拓展困难，只好满足于小买卖、小作坊等有限的经营形式。

因此，当曾与张宏伟一起打天下的几位副手拉走了一批业务骨干，另起炉灶时，一直忙于“滚雪球”的张宏伟被这次分裂震动了。他突然意识到，“算谁的”这个原来挺清楚、现在一下子模糊起来的问题其实已成为“东方”发展道路上一个非过不可的“龙门”。这个问题不解决，东方大厦就如同建立在松软的沙滩上，能耐越来越大、欲望越来越高、想法越来越多的“东方”人可能自行把这幢大厦拆解得支离破碎。

张宏伟该怎样来完成这惊险的一跳？

他选择了股份制。

1993年6月，日本《日经产业新闻》曾对“红色大亨”张宏伟做了如下评论：“凭着百倍的努力和非凡的才能，（在短短10余年里）建立发展了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大企业集团，这在经济形态已成熟且各种法制规章已完备的现今日本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大概可以将张氏看作现代开放中国开拓者的象征。”

张宏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常常能在公司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超前判断，占尽先机。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铁桶里养尊处优时，张宏伟和他的企业已经走入市场，在竞争中练就了在商海搏浪游刃有余的本领；当更多的企业因产权问题、分配问题束手束脚，在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上反复平衡时，张宏伟已经利用股份制这根撑竿跃过龙门、度过危机，开始在更高的起点上谋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宏伟是幸运的。而幸运的张宏伟又令我们想起一句至理名言：“幸运之神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88年，国内理论界对股份制的探讨刚刚开始。“春风初度雁门关”，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引起张宏伟的关注。他一经研究，就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股份制的诸般好处：不仅可以明晰产权，凝聚人心，还能够理顺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它能为集团加速发展聚敛资金，提供后劲。

张宏伟决心吃下这只“螃蟹”。他决策果断，在集团首脑办公会上通过后，立即分别向黑龙江省体改委、国家体改委起草了申请报告，成为我国继广东“万宝”、沈阳“金杯”之后，第三家向国家申请股份制试点的企业。

为此，有人为张宏伟捏了一把汗：一来社会各界对股份制改造众说纷纭，股份制和市场经济一样，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差不多和“资本主义”同义；二来当时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对它谨小慎微，不敢擅越雷池半步。

张宏伟很清楚东方集团的性质，虽然因此而不再有复杂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但同时也就不会有“保护伞”和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当他大胆递上申请报告后，连自己都难以肯定是福是祸。然而他说：“这一步撞下去，前面即便是面墙，我也要把它撞倒。”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险，岂非任何一个在市场中成长的企业家都必然要面对的考验？

5年后，《黑龙江日报》在对东方集团股份制改造的报道中写道：“作为自愿申请，又自费改革的东方集团，转制的试点工作是顺利的。这是因为，东方集团生来便是无上级企业，既无行政干预又无历史包袱，像一张白纸，好用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谁又能想到，“既无行政干预又无历史包袱”这个命题也是把“双刃剑”，玩得不好，就可能伤及自身；玩得好，就能飞黄腾达。

张宏伟果然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1989年4月，国家体改委正式批复，“东方”与广东“万宝”、沈阳“金杯”、北京“四通”一起，成为我国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东方”也因此成为我国民营企业中第一家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

同年，张宏伟拿出“东方”40％的股份，按照贡献大小一次性划归到了每个“东方”人头上。一夜之间，“东方”人个个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小老板”，东方集团真正成了“东方”人血肉相连的家业。

1993年11月，“东方”股票正式上市，张宏伟一次性获得了2.6亿元的社会财力支配权。

心病除了，心气顺了，东方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数年间，它以最快的升腾速度亮丽起来，在国内企业界博得了“东方快车”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