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世纪70年代初，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和老左派那里吸收营养，他们基本赞同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阶级和阶级冲突、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矛盾等基本原理；同时也有选择地运用正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模型，并得出十分激进的结论。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弊端、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有的还提出了用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口号。

美国学者雷蒙德·富兰克林和威廉·泰伯对这一时期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做了详尽的描述和概括。他们认为，激进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五个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此外，帝国主义、市场结构和分层、城市问题、消费和GNP狂热、通货膨胀问题、价值、价格和工资的关系、种族和性别歧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和实质等问题，也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涉猎领域。

（2）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已发展成为相对统一的团体，其研究范围、主题和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激进派全面地系统地批判正统经济学，拓宽了研究范围。这一时期全面系统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鸿篇巨制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林德撰写的《反萨缪尔森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英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力、科姆·索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这三本著作显示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研究范围。《反萨缪尔森论》几乎逐章逐节逐段地批判了主流派经济学的折中主义代表作《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阐述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四大思想来源，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进行剖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行性和共产主义模式的构想；《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则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学、增长和失衡理论。

第二个变化是“重新研究”（research）、“重新思考”（rethinking）和“重新塑造”（reshaping）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立化倾向，强调其与流行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的”“传统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争论和发展。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内部仍然普遍，例如是否抛弃简化主义（reductionism）而崇尚非简化主义的激进分析，正统派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能否有选择地置于激进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以及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等。价值和分配理论、剥削、帝国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也仍然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积累和危机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②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论战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多次论战以及1993年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编辑部组织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讨论”。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社会主义、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改造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在诸多社会主义模式中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