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制度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是独树一帜的，它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又反对货币主义等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面目出现。尽管它被主流经济学看作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却在不断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创立的“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综合学派。以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对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曾产生很大影响，一些经济学者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20年（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在这个时期，尽管凯恩斯主义居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社会经济环境悄然变化，新古典综合学派不能对西方世界的现实社会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问题，一直困扰主流经济学家们，它实际上标志着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现代经济学流派纷纷出现，新制度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Galbrith）、博尔丁（Boulding）、格鲁奇（A.G.Gruchy）、科尔姆（G.Colm）、贝尔（Bell）、海尔布罗纳（R.Heilbroner）、沃德（B.Wald）、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K.Myrdal）、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A.Gamble）、法国经济学家皮鲁（F.Perrux）等人。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注重从制度方面和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他们一致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应该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推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提出挽救资本主义的政策建议。

其代表性著作有：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博尔丁的《组织革命》《经济政策原理》，海尔布罗纳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沃德的《经济学错在哪里？》，缪达尔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等。

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58年成立了“演进经济学协会”，并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萨缪尔森将之称为“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并无根本性区别，它与凡勃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新制度学派比早期制度学派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和批评更加深刻。新制度学派“主要是根源于凡勃伦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伦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美国知识界的产物。把制度一词运用于这种经济学是因为它把经济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来进行考察，而人类文化是许多制度的混合。只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极不确切地使用制度学派这个概念：这个学派的成员有共同的哲学信仰，同样用广泛的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并采用同样的方法评论美国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