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失业与生产的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根本原因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而非充分弹性，因此，在发生了供给或需求方面的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作出调整以达到市场出清，这样，产品市场存在过剩产品，劳动市场存在过剩劳动供给。以此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主张通过政府需求政策进行干预，以消除失业和经济过剩的危机。二战后，以萨缪尔森、莫迪利安尼、托宾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以微观为视角发展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等理论，将其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以政府的需求管理为主，结合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政策主张。这种结合只是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机制在局部的范围内机械地“焊接”在了一起，这种“一、三、五是萨伊定律的信徒，二、四、六是凯恩斯的仆人”式的结合，并没有解决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根本缺陷。

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70年代，西方发达经济体相继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问题，即“停滞通胀”（滞胀）。滞胀的发生使得IS-LM以及菲利普斯曲线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也直接引发了以卢卡斯、巴罗和萨金特为首的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猛烈攻击。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企图提出系统性稳定经济的政策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其原因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他们会对政策制定者可能制定的政策进行预测（理性预期），并可以根据政府的政策迅速调整自己的决策，由于他们的决策比政府更加灵活，所以政府的政策效应会很快被抵消，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灵。这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这一博弈会使政策的效果在这些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面前变得非常微小，根本不可能像凯恩斯所预言的那样有效。后来的研究甚至发现，即使动机很好，由于预期的存在和微观主体的博弈行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理性预期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围绕着这一思想所展开的研究贯穿了整个70、80年代的经济学说史。随着对理性预期理论研究的深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深深危机，西方各国政府纷纷抛弃凯恩斯主义，开始返归新古典经济学。然而，80年代世界经济屡遭重创的经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于是人们又对理性预期理论产生了疑问：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个人、企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不是都能理性地形成预期？人们的现实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进入90年代后，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现实市场的不完美性重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们重点分析了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市场非出清的重要机制，揭示了微观市场机制与宏观总量矛盾之间的关系，为宏观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在继承与修补凯恩斯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

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的成员有：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曼丘、拉里·萨默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费尔普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乔治·阿克罗夫和珍妮特·耶伦，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格特勒，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等。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格雷戈里·曼丘主编的两卷本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卡拉多·贝纳西等人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与原凯恩斯主义理论相比，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更为完善，也更具有解释能力。因此，有西方学者评价，“新凯恩斯主义较好地解释了西方80年代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给宏观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缤纷繁杂，即使在学派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在理论倾向上也有分歧，这也充分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