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多首先把经济部门分为三类：

（1）初级部门，该部门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基本供应品，如食品、燃料和基本原料；

（2）第二级部门是加工业部门，提供投资品或消费品；

（3）第三级部门，该部门提供辅助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欣赏性服务。

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一般不会发生重大问题，但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都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因为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卡尔多更强调从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角度解释通货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具体而言：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压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就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说来，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加上一个纯利润。按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灵敏，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的价格）却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据此，卡尔多得出了一个基本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但食品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势必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2）农矿产品价格上涨时，它会对工业品成本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形成通货膨胀。这是因为这些产品在生产的投入产出环节中处于上游位置，价格的上涨会逐级进入下游产品的成本，从而推动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将要求提高工资。而且通货膨胀也会缩小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初级部门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其开支增加不相称；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于是，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

卡尔多认为，美国1972—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升而上涨）。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罗宾逊夫人除了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之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既是交易媒介又是价值的储藏手段，这种性质使货币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货币信用制度使得资本家投资非常方便而且不太受限制。当社会上投资率较高时，资源会向投资品生产倾斜，造成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工人工资的实际份额下降。这就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

此外，罗宾逊夫人还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政治方面的经济周期”，即选举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

总之，新剑桥学派认为，正是新古典综合派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停滞膨胀局面。所以，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从收入分配方面入手去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