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新剑桥学派坚持从凯恩斯《通论》中的社会哲学观点出发，企图将凯恩斯经济理论长期化、动态化，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凯恩斯所向往的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的社会，因此，凯恩斯的《通论》构成了新剑桥学派的重要理论源泉。特别是凯恩斯关于投资与储蓄关系的论述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理论前提。

传统经济学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在任何时候，储蓄额总是一定的，只要通过利息率的调节，储蓄总是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因此，投资率是由储蓄率决定的。然而凯恩斯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由不同的人进行的：投资是由企业家、公司决定的，而储蓄是由居民行为决定的。居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而这会减少有效需求，减少就业。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在新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相等。新剑桥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储蓄不能不受投资量（增添设备和原材料的支出）的支配。储蓄水平将随收入水平而变化。另外，在工人失业和生产设备利用不足的时候，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又增加储蓄。总之，新剑桥学派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从而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分道扬镳。

由斯拉法提出的、基于李嘉图主义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新剑桥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源泉。新剑桥学派批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资源配置（均衡价格论）置于理论的中心的做法，认为发展凯恩斯经济学就必须把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因此，他们主张，建立客观的价值理论首先必须批判主观价值论，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行研究。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以分配问题为中心的，但是，由于他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无法解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法则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这一经济现象之间的矛盾。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以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建立了一套由合成商品组成的“标准体系”，不仅解决了李嘉图留下的理论难题，说明了剩余（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客观过程；同时也证明了剩余的分配是与社会制度因素和生产关系有关的过程，涉及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这与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也与劳动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绝不能撇开所有权因素和历史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由于新剑桥学派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来返回李嘉图的古典传统，以重建政治经济学，新剑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除此之外，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  的理论也构成了新剑桥学派理论传统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卡莱茨基1933年发表的《经济周期概论》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如果考虑到他在1932年到1935年之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卡莱茨基实际上先于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思想，而不应该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把他看作凯恩斯的信徒或阐释者。因为卡莱茨基理论的独立性，特别是他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的作用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罗宾逊夫人对此十分推崇，认为卡莱茨基的理论比凯恩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富于逻辑上的一贯性”，是“真正的‘通论’”  。

卡莱茨基将国民收入区分成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并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其核心是成本与利润的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在他的两部门模型中，投资和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将使利润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会加大固定成本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卡莱茨基假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能力通常是利用不足的，而投资则是决定有效需求的主要因素。卡莱茨基总结说：“投资的不幸，在于它因为有用而引起危机。许多人无疑将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可是不合理的并不是这一说法，而是它的本题——资本主义经济。”

卡莱茨基与凯恩斯一样积极寻找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和治理方案，但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卡莱茨基的影响是巨大的，罗宾逊夫人在评价卡莱茨基的思想来源的时候，曾提出卡莱茨基学习的唯一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她甚至还认为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提供理论基础的是卡莱茨基而不是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