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剑桥学派有三个方法论特征：

一是坚持分配理论为研究主题，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二是坚持“历史时间”概念，摒弃均衡分析方法；

三是坚持“客观”价值论，彻底反对边际主义分析方法。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主义以来将一定增长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作为要旨的研究传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具有重大的作用。他们指出：“经济关系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人类同物质世界的技术关系规定了人们过着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虽然人类社会（或就这一点来说的动物世界）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有着重大影响，但技术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  “人类关系和工艺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分析的论题。”  他们认为，凯恩斯在《通论》的结语中提出了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没有来得及提出分配理论，因此，继承凯恩斯的理论衣钵就要发展分配论，而不是均衡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恢复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并与马克思的理论衔接起来。由于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上的鲜明特色，新剑桥学派也获得了“左派凯恩斯主义”的称号。

与资源配置的主题相关，均衡分析是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研究方法。传统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中会理性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使经济达到最佳的均衡状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和谐的，经济危机和矛盾只是暂时的现象。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打破了新古典均衡观对经济分析的束缚，“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

他们强调时间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是无法改变的和不可逆转的，未来是不可确知的。但是，明天发生的事是受今天的行为影响的，而今天的行为又是受过去的历史和对明天的预测支配的。由于未来不可知，人们只能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测未来，而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罗宾逊夫人说：“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整个传统经济学都需要重新考虑。”  出于这种看法，罗宾逊夫人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凯恩斯所论证的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

针对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进行结合的做法，新剑桥学派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丢掉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把已被凯恩斯抛弃的均衡概念（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重新塞入到凯恩斯的理论中，显然是理论的倒退。罗宾逊夫人对此提出批评，说：“就一个始终处在均衡状态的世界而言，将来与过去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

由于传统经济学将研究主题理解为资源的均衡配置问题，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就十分强调边际分析方法，认为边际分析有利于提示出经济概念的本质，因为边际量比总量对经济事物的性质和状态的影响更大。而新剑桥学派则反对使用边际分析方法，特别是对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新古典分配理论，他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创造归根结底要归结为劳动的贡献，所以应该通过价格来探讨“剩余”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如何分配。

总之，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理论所缺乏的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因此，要使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那就应当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关键在于建立价值的客观、物质基础，主要应该由生产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把价值视为“主观”现象。而新古典综合派采取的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分析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的做法，实际上是破坏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已经背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曲解凯恩斯理论的冒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助成了与失业、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的无计划的增长局面”  ，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