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利息率和货币工资率具有充分的弹性，在危机到来时，只要利息率和货币工资率能及时、充分地下降，就可以形成对投资和就业的巨大刺激，从而阻止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就能够实现和保持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则提出了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证明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

凯恩斯首先以“流动偏好”为基础构建了利息理论，指出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偏好而获得的补偿，从而否定了传统的以“时间偏好”为基础的“时差利息论”。他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也就是流动偏好的形成，主要有三种：

（1）交易动机。即需要保持现金以备个人和业务上购买原料、支付地租、支付工资和分配股利等交易所用。

（2）谨慎动机，或者预防动机。是指由于通常除有足够的现金以应对交易的需要外，为了预防不可预测的非常事件的紧急需要也要持有一定的现金。

（3）投机动机。在这里，持有货币的目的不在于获得交易的媒介，而是作为增加财富的一种手段。因为持有货币，可以等待各种条件的变化，而投向更有利的用途。也就是持有货币的人“相信自己对未来之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

凯恩斯认为利息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交易性、谨慎性的货币需求，更重要的是投机性的货币需求，而后者正是新古典学派没有发现的。人们为投机动机而持有现金时，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当他们觉得将来的利率变幻莫测时，就宁可将现金贮存起来而不去购买公债等证券，即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增大。当利息率很低时，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弹性则变得无穷大。因为利息率很低，意味着证券价格很高，从而证券价格今后再上涨的可能性很小，而下跌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利息率上升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投资者不再购买证券，而是将现金保存在自己手中。这样就阻碍了利息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这就是利息率存在下降刚性的原因。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利息率有完全的弹性，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息率下降，利润上升，这就会使储蓄减少，投资增加，最终使储蓄等于投资；反之亦然。投资与储蓄在利息率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凯恩斯否定了这种储蓄支配投资的论点，提出实际上是投资支配储蓄。凯恩斯认为投资与储蓄是分属于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经济动机的经济行为。投资是公司企业家的行为，目的是获取利润，因而要受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制约，这两个因素本身就受不确定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储蓄则是企业和居民进行的，对居民来讲，利息的调节作用并不像企业那样明显。居民储蓄增加，只意味着消费的减少，从而就业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的增加；只有投资增加，才能使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从而在收入中形成同投资相等的储蓄。可见“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决定于投资数量”。所以是投资支配储蓄，而不是相反。

同样，凯恩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充分弹性的理论，指出工资具有刚性，劳动市场不会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货币工资下降会受到工人、工会的抵抗。再者，降低货币工资对个别企业来讲虽起到了刺激投资的作用，但就全社会来看，却意味着降低了社会总需求，反而会导致市场萎缩、投资减少，从而失业增加；同时因社会需求减少，产品价格下降，如果货币工资与物价同步下降，实际工资也不可能下降，或者下降较少。所以，不能以降低货币工资来增加就业。

当然，他也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应当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摆脱困境。但他强调的是通过通货膨胀提高物价的办法降低实际工资，而不是直接降低货币工资的办法。这样，既可以刺激投资，又可以使工人因产生货币幻觉而不致群起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