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理论体系。它一诞生就被视为解救这场经济危机与理论危机的灵丹妙药，在主流经济学中也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

任何的理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经历了萌芽、完善到最终确立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交织着他与他曾坚信不疑的传统理论的背离和决裂。他在《通论》的原序中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绪：“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深受马歇尔、庇古等新古典经济学大师的影响，是一个坚定的剑桥经济学者。然而面对英国战后的长期萧条，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的无能为力，凯恩斯逐渐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怀疑，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转变。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就代表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一步。这部书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本真正的专著，大部分的内容是凯恩斯1922年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增刊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心内容是论述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价格水平与生产水平之间的变化关系。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节货币数量和银行的准备率等政策建议，以稳定物价，恢复经济。此时，凯恩斯关于通过宏观调节实现经济均衡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当时凯恩斯仍然将其理论建筑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因此他提出的金融调节机制只能是从属的、次要的，经济重新恢复均衡仍然要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为主。总之，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表达的关于国家干预的经济学思想还过于笼统和模糊，理论上不够成熟，也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凯恩斯对“治疗”方案的思考更加深入。1930年，在多年讲授货币理论经验的基础上，他出版了专著《货币论》。这本书与《货币改革论》一样，核心思想是要通过国家的货币调节手段实现经济均衡的目标。不同的是，其理论的架构更加精细，理论的基础也不再是简单的货币数量论，而是代之以复杂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  虽然此时的凯恩斯仍然没能摆脱旧的货币数量论，但是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已经开始出现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因素，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自动地维持投资与储蓄的均衡，这为他思想的彻底转向提供了过渡。

在转向国家干预主义的早期，凯恩斯主要集中研究货币政策，正如罗宾逊夫人评价的那样：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的。  但实际上早在20年代凯恩斯就已经注意到就业问题。在1929年大选中，他坚决拥护自由党首领劳合·乔治关于通过财政拨款主办公共工程以解决失业问题的计划，并与汉德森合撰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对此进行论证，只不过当时他的财政调节思想还缺乏理论基础。1931年，芝加哥大学召开了以失业为主题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凯恩斯作了题为《失业的经济分析》的发言，与主张依靠财政措施来调节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交换了看法。1933年他又发表了《通向繁荣之路》一书，这本书不仅仅是他与汉德森合著的小册子中的思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本著作中吸收了卡恩乘数的思想，从而将政府的财政政策同解决失业问题的效果联系了起来，使得他的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观点又前进了一大步。

1936年《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的最终形成。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彻底与萨伊教条和“看不见的手”决裂，建立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经济学的视野从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均衡价格分析之中开拓出来，建立了以需求管理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思想。这部巨著的出版，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轰动，也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可以说，凯恩斯经济学的确为当时束手无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甚至其后的各家各派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凯恩斯主义有关。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这样说过：“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分子”  。可以说，凯恩斯是继马歇尔之后的又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