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从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一般须经过五个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五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后一个阶段要比前一个阶段的发展程度高。农工商业阶段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理想状态。在这个阶段上，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协调发展，生产效率最高。

通过对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深入考察，李斯特总结了一个国家从农业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经验。他提出，如果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发展上已经达到了顶点，或者由于工业国的竞争而导致其工业无法成长，该国的农业生产力就会处于“残缺状态”。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残缺状态”发展下去，可能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顺利过渡，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正常发展，一旦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新增人口的大部分便转移到制造业部门中去，剩余农产品除了用来满足农业人口的消费和生产需要之外，还应当用来满足制造业人口在消费资料和生产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及时实现，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就可以得到协调同步增长，直至该国演进为经济强国。另一种是过渡受挫而陷于落后状态。人口的增长消耗了农业部门的全部剩余产品，致使农业部门无法得到新的资本投入。另外，由于新增人口完全依赖农业部门，人均占有土地规模日益缩减，农业人均产出不断下降。

在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李斯特认为发展工业至关重要。因为工业不仅代表着高一个阶段的发展程度，同时也是基础的基础。工业生产力能够促进科学、艺术的发展和政治的完善，增进国民福利、人口、国民收入和国家权力，能够使它的贸易关系发展到全世界，对农业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农业繁荣的根本原因，就会发现主要只是由于工业的存在。”  因此，一个国家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也决定着一国政治独立和文化发达。

与此相关，李斯特特别研究了资本及资本形成的问题。他区分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在他看来，物质资本具有“工具力”和“物质工具”的内涵特征，从外延上，包括了农业资本、制造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也可以被分为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而精神资本则表现为“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  因此，精神资本是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他还指出：“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反过来也是这样。”

他将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的形成有机结合在一起，强调了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当一国从游猎形态向畜牧时期转化时，资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牲畜头数的迅速增加；从畜牧时期向农业时期过渡时，资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耕地与剩余农业产品数量的迅速增加；当进一步向工业时期过渡时，资本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专门用于建立工业的那些价值和力量实现的。因此，农业对于资本形成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充分发展一国的工业，才能摆脱农业国的落后状态，才能使农业物质资本大规模、有节奏、继续不断地增长。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工业部门的发展在促进精神资本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工业工作在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方面的作用要比农业工作不知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