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从事经济研究比斯密晚了近半个世纪，在李嘉图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也逐渐成熟，英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纺织、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部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优势，英国作为欧洲大陆及美洲国家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货币贬值和谷物法就是困扰着英国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关于货币贬值，18世纪末英国卷入了与法国的战争，英格兰银行大量增发银行券为政府筹措军费。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黄金储备不足，引起了兑现困难；同时，英国农业歉收，农产品进口增加，而英国的工业品又因法国的大陆封锁很难输出，因此，英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黄金净输出加剧了银行券兑现困难的局面。最后，英国政府被迫在1797年停止了银行券对黄金的兑现，从此，银行券大幅度贬值，物价飞涨。到1809年，购买力下降约25％，英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谷物法。谷物法始于重商主义时代，是英国为保护农业及国内消费者，调节农产品进出口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的总称。英法战争期间，受到法国的封锁，英国谷物进口中断，粮食供应不足，粮价高企，地租攀高。战争结束后，地主阶级担心国外廉价的谷物进口影响自己的利益，通过其把持的议会修订了限制粮食进口的法案，规定只有当粮食价格高于法定价格时，才允许粮食进口，但同时又把国内法定价格定得非常高，以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

时代的变化使得分配问题成为李嘉图理论的中心，解释并解决这些重大经济问题，扫清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障碍成为李嘉图理论的核心任务。马克思曾评价，“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围绕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圣西门、付立叶、欧文等人站在各自阶级利益立场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学术界的争议非常激烈。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成分，对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的猛烈抨击坚决予以反击。理论的交锋促进了经济思想的前进，百家争鸣是李嘉图学说产生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