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论述了关于国家政府职能的观点，系统地分析了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公债等理论问题，对以后的财政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斯密高度推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认为，在自由的制度条件下，君主们虽然被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但仍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不仅包括便利社会商业所需要的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还包括教育设施。

为了执行上述职责，政府自然需要一些费用，但是，他认为必须注意节约开支，主张“廉价政府”。因为资本的增加与积累来自节俭，而王公大臣毫无疑问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除此之外，维持大量的牧师和军队等非生产人员也是不利于资本的积累的。因此，政府还要尽量防止和避免战争，缩减政府开支，达到社会资本积累的目的。

政府的支出自然需要有合理的收入来源，这就是财政问题。斯密提出了著名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税收原则，即：“一、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二、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额数，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三、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四、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斯密认为各种赋税的最终来源就是个人收入的三个源泉，并认为地租是最适宜的征税对象。因为对利润征税，资本就会把税收转嫁到货币利息上，少付利息，或者提高价格，从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利息征税也不合适，因为货币容易隐藏，流动性大，如果对它课税，就会促使它流到国外去，对本国不利；对工资课税只会引起工资上涨，从而提高商品的价格，结果仍然要转嫁给消费者。而地租是地主以及土地所有者“不用亲自劳神费力，便可享得的收入”，对这种收入“提出一部分充国家费用，对任何产业，都不会有何等妨害”，“这样看来，地皮租及其他普遍土地地租，就恐怕是最适宜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了。”  当然，只要遵循四大税收原则，斯密也不反对向利润和工资课税。

公债是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采取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国家遇有战争等非常重大的财政支出，就往往要举借公债，而同时，因为很多商人愿意并且能够随时借款给国家，借债也是可能的。但是斯密认为，除了解决战争费用问题不得已而为之外，公债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公债是向资本募集的，公债的增加就意味着维持生产劳动的资本数额的减少，所以公债实在是有害的举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