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3月9日，斯密在世期间多次修订，前后共五版。全书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题，表明斯密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探求“富国裕民”之路的意图，即他为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两个最终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1．体系化的理论

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分工、经济自由的观点在斯密之前就已有人提出，但却是由斯密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斯密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最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各种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分别论述了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理论。第一、二篇主要阐述了国民财富的性质、源泉和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包括了斯密经济学说的全部理论；第三、四、五篇则讨论了影响财富增长的那些因素。《国富论》的篇章布局充分地反映了斯密力求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意图。斯密的理论不仅是自配第以后经济思想的凝练，更是升华，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其后整个古典时期的经济学，都是对这个体系进行的修正和发展，而现代经济学也不过是以其为骨架，增添新的血肉而已。

2．经济自由主义

斯密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并使之贯穿整部作品，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来源于18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盛行的牛顿体系及在哲学领域流行的自然秩序思潮。就像万有引力定律统领了自然世界一样，斯密认为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它的引导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最终促进社会利益，从而整个社会实现了自然的和谐。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却不是宗教原则，而是指利己主义原则。在斯密的体系中，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但是利己并不是自私，而是指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出于利己心的考虑会产生一种“交换倾向”，从而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了一致的基础。而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活动最终会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收益，因为“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在斯密看来，资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每个个人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以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够达到最高程度，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时，虽然从主观上看，他们既没有准备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清楚自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但他们却不自觉地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所作的一贯的、恒常的努力，是社会、国家和私人富裕由以产生的源泉。

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一方面是经济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斯密认为，一切限制经济自由的制度、政策和思想，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只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场力量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他激烈地批判企图制造垄断、减少竞争的商人及其行为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他认为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建立良好经营。而通过经济自由就可以使每个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作出利人之事，达到社会利益的结果，既富国家，又富人民。国家的职能是只需充当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

3．二元方法论

斯密的理论高度融合了历史的归纳法与抽象的演绎法。他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追根溯源，对近代欧洲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分工、交换与货币的起源进行归纳，从而建立经济要素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增长机制。可以说，斯密从理论与历史、理性与经验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问题。

斯密的理论中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斯密研究的是生产领域，关注的是经济实质的增长，他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财富增长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其他社会活动等等。这些唯物主义元素对于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斯密对客观经济过程和生产规律的剖析却是以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从“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从而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永恒的制度这一逻辑结论。

方法论上的二元性导致了斯密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着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斯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出发考察生产劳动、资本等各种经济范畴，寻求经济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从经济现象的表象理解概念，从而使他的理论具有科学因素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庸俗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