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在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之前，他一直在家中接受教育。后因不适应学校，他辍学离开家乡，到法国学习哲学。他在担任爱丁堡公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期间开始写作，《英国史》（六卷本）的出版使他成为公认的历史学家。他将历史观融入经济分析之中形成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如《论商业》《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等，这些文字后被收录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中。
在方法论上，休谟强调要将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置于广泛的社会科学背景之中。他的哲学著作《人性论》以“一个将推理的试验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为副标题表明了他首先是经验主义的。他认为知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对问题的把握只能从历史的观察获得。但是他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归纳的层面上，而是强调以历史观察为基础的抽象和演绎。休谟在经济学说史上首次区分了规范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从此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划分标准。
休谟正确地指出货币并不是财富，只有劳动力才是货币的基础，因为世界万物归根结底都是劳动力购买的。接下去，他又从功利主义出发论述了财富与财产私有的关系。他认为满足自身欲望是人类工作和劳动的基本动机。人们关心自己，如果物品极其丰富，人们可以无限量地得到满足，那么就不需要存在私有财产，但是显然现存的物质是稀缺的，那么每个人必然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每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最适合人类的本性的平等。因此，私有制是正义的，完全平等可能看起来十分有用，但是却会摧毁节俭和勤勉的刺激，而导致普遍的贫穷。
16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美洲金银矿的大发现大大提高了金银产量，充足的金银大量输入欧洲后，市场价格发生了普遍的上涨。休谟并不理解物价上涨的原因是金银开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了金银的贬值，而是从货币数量增加在先、物价上涨在后的表象联系出发，认定欧洲物价的上涨是货币数量增加造成的，提出“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 这就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
休谟进一步分析了货币供给量增加对社会经济和国际贸易平衡的影响。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金、银等金属被开采出来之后进入流通，逐渐集中到一部分商人手中，而商人可以将手中的货币用于投资，生产规模因而扩大了，社会的就业机会也增多了。因此，虽然货币供给量增加致使物价上涨，但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国内价格上涨，从短期来看首先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因为国外产品的价格会变得相对便宜，本国的贸易平衡恶化，甚至导致本国货币大量流失。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货币量的减少和消费支出的减少，本国物价也将逐渐下降。这样，进口物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原来的逆差状况好转，国际贸易又会恢复到均衡状态。
休谟以海水的运动类比货币的运动规律，进一步提出了贸易平衡论，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他指出，虽然海水在各个地区之间流动，但大海一定有自己的水位，除非切断海洋的其他部分的水源，才能提高某个地方的水位。货币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无论出口和进口贸易是否均衡，一个国家的黄金储量总将趋向一个水平。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而只是推动贸易的轮子，“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 。既然贸易失衡在长期可以得到调节，那么，那些追逐顺差或逆差的贸易政策也必然没有任何效果。重商主义者提倡的干预贸易促进国家财富增长的目的终究是无法实现的。
基于贸易平衡理论，休谟将个人主义进一步演化成了世界主义，吹响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号角。他认为国际贸易无论是对富国还是穷国都是有益的，国际贸易不应该受到某个国家贸易政策的阻碍。因为世界贸易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一国的利益与另一国的利益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对邻居的产品的需求就会越大。他还提到为了英国的利益，他也希望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自身的商业繁荣昌盛。
关于利息率，和洛克一样，休谟也认为货币的数量与利息率高低无关，并指出，“想从一国所有的金银量的多寡中寻找利息率涨落的原因，实在是徒劳的。” 接着，他又正确地向前进了一步，将利息率与利润联系了起来，他说：“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息为满足。” 休谟进一步提出利率的高低在利润的限度内是由借贷货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当然这一过程也要受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影响。例如，在一个农业国家，缺少资本家或储蓄阶级，社会上货币的积累不足，而土地所有者挥霍成性，无论有多少数量的货币进项都会很快被悉数花掉用于满足欲求，因此，利息率会比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获取利润有着冲动的商人与制造商不断出现，他们克己节俭，积累资金，货币丰裕会使价格下降，导致利率降低，并促使其他商人增加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市场竞争加剧，最终引起利润率下降。可见，休谟已经发现利息与利润之间存在关系，“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 ，但却没能认识到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个部分，甚至认为理解孰因孰果竟是“没有用处”的。
休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借助他天才般的洞察力，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尽管很多观点还不够深入，甚至有些模糊，但毫无疑问已经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