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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用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解释工业化

张培刚是发展中国家最早系统论述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也是最先对落后国家如何工业化进行系统论述的经济学家。

在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Strate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包括各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之后,张培刚将工业化的定义修善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

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

(1)人口,包括人口的数量、人口组成及人口的地理分布。

(2)资源或物力,包括资源的种类、资源数量及资源的地理分布。

(3)社会制度,指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在论述其他要素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时,社会制度被看作是既定的。

(4)生产技术,主要是发明的应用。(科学,教育及社会组织等,暂时不在这系列分析讨论)

(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它们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

张培刚认为这五种因素是发动并定型工业化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影响力度,可以把它们划归两大类:一类是发动因素,包括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一类是限制因素,包括资源与人口。因此,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力量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精神,而人口数量的扩张和资源的有限性却会限制工业化进程。张培刚在70多年前的理论论证,与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现实仍然有不谋而合之意。

张培刚按照资本品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优势。第二个阶段:资本品工业的比重在相对增加。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基本平衡,资本品工业渐渐上升到优势地位。

这个工业化过程,也就是在工业生产中,从消费品工业占优势地位向资本品工业占优势地位的转变。各个国家这种转变过程是不同步的,有的国家很快进入第三阶段,有的国家转变的速度要慢很多。工业化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力。第一,要看这个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时,整个人类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处于何种阶段。比较晚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于那些更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因为他们可以使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所提供的生产技术,也就是后发优势。第二,政府的政策对工业化速度有直接的影响。当政府主导发动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速度就比较快。这一点,也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来自于政府推动的系列经济改革战略。第三,由于技术原因,起始于资本品生产的工业化,其工业化速度比较高。第四,筹措资本的方式也影响工业化速度。如果外来资本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投放,而无损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前途,将大大提高工业化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引进外资,特别是沿海地区对外来资本的广泛利用,使得中国工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快速地发展壮大。

张培刚在《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将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工业化首要的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机器(包括之后的电脑等日益先进的工具形式)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即通常所说的机械化过程,是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从而也是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变革;同时,它还包含着生产组织和国民经济结构多层次的相应调整和变动。

第二,它包含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只有这样全面理解工业化,才能在理论上树立正确观点,克服或避免在政策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那种只顾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工业),而忽视发展、甚至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消费品生产工业)的片面性和严重缺陷。

第三,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看,工业化必然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农业生产量(包括亩产量)的增加,但一般说来,随着工业化过程的进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相对比重,不论就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还是就劳动人口来衡量,都有逐渐降低的必然趋势。可以说,凡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农业的这种相对比重就较低。具体而言,就是指农业劳动人口占全国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较低,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反之,凡是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农业的这种相对比重就较高。具体而言,就是指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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