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在前人之后,演化思想的遗产包括:被默认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有争议的意识与物质关系、未解释的人类独特理性和智慧能力、竞争选择、自然和社会二分法。社会理论接受了进化思想中最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部分,接受了人的生物性但坚信人的智力、心灵的独特性和理性的无边能力,接受了进化的必然性但坚信人类对于进化有控制和预测能力。在后期的社会进化思想中,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被强化了,结果出现了一长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理念却是芜杂的。

这种混乱的未加整理的社会进化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经济学家。由于对人类独特理性的来源和智慧能力的边界无一致结论,边沁的“快乐计算”才得以大行其道,成为早期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因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主观效用价值论才得以发展;正是目的性和方向性被默认且人们认为这一过程是由人类智力所推进的,才有了假想中的最优均衡态。尽管二战后,社会进化思想将生物规律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相关理论中的做法受到质疑,但进步、目的论和理性能力依然得以保留,方向性、目的性、主观世界的重要性、人类无边的理性以及对乌托邦的渴望都在经济学思想中得以继续保存,新古典经济学暗合了社会进化论中的理性、方向和目的,容纳了进化论中的关键术语——竞争和选择,构建了一个理性的、理想的有必然实现目的的进化。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坚持机械主义的本质论(类型论)而放弃了进化思维的本体论(认为演化是绝对的、时间是重要的、个体变异是动力、类型不稳定),犹如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匮乏,终于催生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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