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夫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博弈论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

格雷夫认为：

①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自发演化的产物，制度是自我实施的非技术因素决定的行为约束，这种约束可从博弈论角度表述为构成社会的人们进行博弈的纳什均衡。

②组织是非技术因素决定的约束，组织对长期制度演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组织本身的引入改变了博弈中参与人的信息和报酬，进而影响了参与人的行为，由此影响了制度的选择和演化。

③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博弈中参与人的预期源于他自身的文化信仰，其文化信仰又是在以往的制度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受到以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④中世纪欧洲的行会起源于共同知识的协调、诚信和契约的强制，行会是文化信仰的依托，能够广泛地在不同的商人集团之间建立信息名誉机制，并对行会成员产生诚信和道德强制。

⑤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发展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热那亚人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了诸如提货单制度、保险制度、具有无限连带责任和永久合伙性质的家族企业等一系列支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形式，并建立起了有效的政治体制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力促进了市场扩张和经济繁荣，而马格里布人集体主义文化的价值趋向使得他们过多地依赖非正式制度来签订契约和保障契约的实施，未能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法律结构和正式的制度体系，从而限制了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张，导致了商业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