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的反垄断思想由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所主导。这一时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措施，限制企业规模扩张和抑制企业兼并或合并等行为的规制十分普遍。然而，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表明，哈佛学派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认识并不准确，一些大企业的发展较为缓慢，技术创新受到阻碍，对美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利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种种现实要求对反垄断政策实施改革。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由于在钢铁、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上受到巨大的进口冲击，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减弱，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过去的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政策进行反思，认为招致美国经济不景气、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该政策的长期实施抑制了美国企业的扩张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同时，一些大型企业的反垄断案件也带来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和大量的社会成本。从那时起，哈佛学派主导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成为不少学者质疑和批判的焦点，其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批判来自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

2．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1958年，斯蒂格勒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后就开始转向研究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产业组织讨论会，聚集了弗里德曼（M. Friedman）、科斯（R. Coase）、麦吉（Y. McGee）、凯塞尔（R.Kessel）、特尔泽（L.Telser）、德姆塞茨、布罗曾、波斯纳等众多经济学家。这些学者经常在茶余饭后进行激烈的争论，产生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后来，这个讨论会由封闭转为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他们对当时被奉为正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论据进行抨击。由此，芝加哥学派开始崛起。

1968年，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组织理论思想上的成熟。在该书中，斯蒂格勒在“结构—行为—绩效”三者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与哈佛学派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判断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提高了市场效率，而并不是像结构主义学派那样只注重其是否损害了竞争。由于一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它们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并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进而形成以“大企业”和“高市场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布罗曾也指出，企业兼并未必是反竞争的，高利润率很有可能是高效率的体现，而不一定是反竞争的结果。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恰好与贝恩等学者相反，即市场绩效或市场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进一步指出，即便市场中存在某些垄断因素，只要政府没有人为的规制行为，在长期，竞争均衡状态也可以出现。简单地说，只要市场绩效是好的，即使市场结构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度的，也不再需要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市场势力，即使有，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研究规模经济问题中的企业最佳规模及其决定因素时，斯蒂格勒认为，由于各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一家企业的发展能力不仅取决于其生产的成本条件，还涉及许多难以观测和计量的因素（如企业家才能）。由此，斯蒂格勒首创了“生存技术”来判断企业的最佳规模，认为企业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就是最佳规模，并把决定企业最佳规模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工厂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

在芝加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学家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波斯纳将价格理论应用于对反垄断法的研究中，并于1976年出版了《反托拉斯法：一种经济透视》（ Ant-i Trust Law :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一书，对美国当时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书认为，反垄断本身是为了保护竞争而并非单纯地保护竞争者。实施反垄断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进而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波斯纳等人对反垄断政策的研究使产业组织理论中诞生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人物多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该学派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都有着重大影响。在理论方面，该学派继承了自奈特（F.H.Knight）以来芝加哥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自由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强调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在实证研究和政策选择方面，芝加哥学派主张从新古典价格理论视角研究实际的产业组织活动，进而制定公共政策。在方法论方面，芝加哥学派关注的是市场行为是否有碍市场效率的提高，认为市场行为是否损害市场竞争并不重要。因此，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