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一场弘扬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在思想文化上，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争取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在自然科学上，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新发现，以及伽利略在数学、物理上的发现和发明，使人们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系列的发明和发现，后来成为牛顿经典力学的基础，也为工业革命后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精神从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对封建教会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加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助推器。

1. 宗教改革运动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要求辩论赎罪票的功效，但无人向路德应战。由此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由德国的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他提出了“天职”这一概念，通俗地说，就是指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任务，当人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时，才算是完成了天职。后来，加尔文在瑞士又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他提出了比路德更激进的概念——“上帝选民”。认为上帝将人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注定得到上帝的拯救，而“弃民”则将被上帝所抛弃。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履行上帝所分配的“天职”，而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上帝和尘世间人们的活动联系起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奋斗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也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必然推论：

（1）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因为浪费掉的时光都是你为上帝争光效力的机会；

（2）乐于从事工作，不劳者不得食；

（3）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做能够使技术得到更高的发展，使生产质量和数量都能够提高；

（4）消费超过基本的需求就是浪费，因而是有罪的。

2. 个人自由伦理

人的个性解放，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条件。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奴性与个性，要求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要求绝对服从，否则就会被镇压。正如马基雅维利1513年所著的《君主论》一书指出的那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他制定法律，他首先应该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出其罪恶的本性。这种绝对服从与追求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无法避免的矛盾。在这种矛盾冲突下，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了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君主制是一个理想的政体，但是君主的这种权力是被统治者给予统治者的，提出了“自然状态”的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抨击教会，但他也否定了自由民主的观点。

当时英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更为进步的政治观点，指出君主或立法机构是否违背自身职责，应该由人民作出判断，并由此提出了分权的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主张实行代议制度。

3. 市场伦理

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市场并不发达，经济思想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到16世纪、17世纪，新航线开辟，新大陆发现，以及西欧新政权的出现，国际性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个时候，政府干预一切的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但国际掠夺的加剧以及战争的频繁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国际市场，重商主义也逐步衰落。随后在重商主义与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想的矛盾冲突下，重农主义兴起。以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为代表，认为财富不在于金银，而来源于农业生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府不加以干预，任其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亚当·斯密则提出了市场与竞争是经济活动的调节器，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能够保证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并发挥最大效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取得最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