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主要是微观效果方面的理论，而议题建构理论则是更加宏观层次的理论。美国学者郎氏夫妇（Kurt Lang & Gladys Lang）对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后，对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该理论假定媒介可同时、立刻设定政治议题的说法过于天真了。为此，他们提出一系列概念的修正，形成了“议题建构过程”的新理论。

郎氏夫妇把议题分为三类：（1）与社会每个成员都息息相关的议题，无论媒介是否报道，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这些议题；（2）与个人只有部分关系的议题，如青少年犯罪、城市绿化等，通过媒介报道，可引起更多人的注意；（3）距离每个人都很遥远的议题，如非洲难民、海地危机等，这是媒介最能发挥影响力的。这三类议题都经常被媒介提起，但影响力却有大小之分。各种议题之间也彼此竞争，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不同阶层的受众关注的议题，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在研究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些特殊议题与公众议题之间的关联，还必须考虑到两者是在特殊的媒介环境中交互作用的。

媒介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就是一种“议题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活动、团体、人物等）。不同的事件，需通过不同种类和分量的报道，以有效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

第二阶段：整理议题中出现的事件，并极力与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和热点挂钩。媒介在这一阶段可充分发挥作用，使其所强调的事件得以凸现。

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同一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结，使事件或议题成为整个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并非每个议题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媒介可通过“炒作”，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从而更具争议性。

第四阶段，能公开其利益诉求的发言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于媒介，展开最直接的竞争。

以上步骤，一环紧扣一环，各步骤之间也可能有反复，并存在回馈，而整个过程结束就完成了将事件“建构”为公众议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