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纳·桑巴特（Wernar Sombart，1863—1941）出生于德国的埃尔姆斯利本，曾在柏林、比萨、罗马的大学攻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法律。他在188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雷斯劳大学、柏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7年转到柏林大学任教。他早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是一名左翼社会改革的支持者，而后由于对工业社会的厌恶转而与右翼反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并转向了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他的代表作有《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尽管他宣称这本书沟通了抽象理论与经验历史的方法论，但是由于在书中大量的历史描述超过了其理论上的意义，被熊彼特称为“没有施莫勒的施莫勒”。

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对中世纪初期及现代时期的资本主义历史起源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总结，提出了一些对发展市场经济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1．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必要性

桑巴特认为只有破除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才能建立起促进生产发展的新制度，而建立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价值与道德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讲，必须实现从具有封建色彩的“权力的财富”向“财富的权力”的转变。“权力的财富”是凭着权力而取得财富，所以有权力的人变成富人；而后者是通过经营赚取货币，由于货币的作用而取得支配权，因此，富人变成有权力者。只有这种新的“市民的财富”才会转化为资本，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由“权力的财富”发展为“财富的权力”。桑巴特将这种转变称为世界史上的一大转变。

2．技术进步的作用

桑巴特指出“国民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有两种方法：一是由于生产力的扩充，这是指劳动力的增加与较好的利用，以及物品生产所用的有形物的增加；二是由于劳动方法的改善。”  显然两者都与技术进步相联系。在书中，他以专门一篇考察了各个产业部门以及军事工业的技术改革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总结说：“技术的革新对于经济生活的形态发生不小的影响。这些改革引起了全新的工业的创立，或者至少引起旧的工业一种决定的更新，使它们近于一种新的建立。”  他进一步强调现代技术不同于以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是以经验为根据，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即“现代技术是科学的、合理的”，而不是“经验的、传统的”。因而，对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在以往的经验技术的时代，技巧能力是结合在劳动者的身上，只能通过人对人的实际传授来培养，而现代技术则要求劳动者具有理论知识，只有通过“工业的人民教育”才能培养出现代技术所需要的大量的、合格的劳动者。

3．企业家的职能

桑巴特强调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以企业的形态来到世界上的，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者。他考察了欧洲各国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区分了两类企业家：一类是有权力者，是从秉国政者和官吏的队伍或地主的队伍中出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些人是利用他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权力而成为企业家的；另一类是有策略者，是商人或手工业者出身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可以称为市民的企业家。他们成为企业家，不是因为有大量货币，而是由于具有适于做企业家的个人特质——眼光远大又富于活动力，而且敢于冒险。他们经济活动的中心点是金钱，除了财富的权力外，不认识其他权力。货币思想充分渗入经济的过程是经过他们才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所以，这种市民企业家才是真正的最初资本主义企业家。

同时，桑巴特也特别强调企业家管理职能的重要性：第一是“组织的职务”，他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并发挥其作用，同时还须使所有人组成一个富有服务能力的整体，做到在空间上集合力量，在时间上统一力量；第二是“商人的职务”，他应成为一个良好的谈判者，能引起对方的兴趣，取得信任，并鼓动其购买力；第三是“计算和节约的职务”，即精打细算，预测未来（投机），并是一个良好的节约者。桑巴特总结认为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是国民经济力一种完全巨大的提高。

4．市场的积极影响

桑巴特通过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和现阶段的比较，说明了市场形成和市场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比之后的缓慢得多，究其原因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状况的特点导致的。他依据统计资料说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市场交易量和生产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原因在于需要基本上限于个人消费品，而需要的扩充是以先前的收入形成为转移的，只有在收入增大的比例中增长起来。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有所不同，它的需要大都趋于生产手段，而且这种需要时常立足于企业家的信用，即立足于完全没有收入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全部市场关系和出卖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的影响。他还指出了生产资料部门的迅速发展和信用的发展对扩大市场范围的重要作用。同时，桑巴特还考察了交通的发展和信息的发展对于价格形成的合理化，对于市场扩大所起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