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长的印迹

1963年11月26日，一个男孩以嘹亮的哭声打破了云南省陆良县一个偏僻而穷困小山村的宁静，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憨厚而朴实的父母脸上绽出了灿然的笑容。这户焦姓人家怀揣着美好的期望，将儿子取名为“家良”。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儿子行端坐正，做一个能给家里带来光荣和骄傲的好人。

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父母，却希望焦家良能知书达礼，不做睁眼瞎。小小的焦家良也不辜负父母的愿望，在学堂里功课出类拔萃。更可喜的是，他不仅成绩好，品质也好。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受他那位在村里德高望重的爷爷焦老太爷的影响。村里修桥补路，打井挖水，都有焦老太爷的身影。他对焦家良说，这些都是积德的好事，好人有好报应。这种中国农民朴实的做人真理，在童年焦家良的心中刻上了深深的印记。

初中毕业，焦家良成为全村唯一考上高中的人。在村口，母亲从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的布袋中，拿出一把捏皱了的角票，不知积攒多少时日的几元钱，悄悄地塞到儿子手中，希望他肚子饿的时候能买点东西果腹。单薄瘦小的家良，淌着泪水推回母亲的手，转身走了。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母亲成串的泪洒在干涸的红土地上。焦家良知道，9分钱一斤的白盐，能够让全家人吃上一个月，那几元钱，对于贫寒之家，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为了交学费，他挑起柿子，走40多里，到县城去卖。在家奶奶帮他数得清清楚楚的300个柿子，一个城里人买完后硬说只有200个，每个3分，只给6元钱。小小年纪的焦家良觉得被欺诈、不公平，但也只好咬咬牙回家了。

1982年夏天，焦家良高中毕业，考上了楚雄卫校。消息传到村子里，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高兴，说他是从“农门”跳到了“龙门”，从糠箩箩跳进了米箩箩。只有焦家良自己高兴不起来，“穷，有一个凉凉的鼻尖”，他面对故乡黄叶翻飞的山岗，脑海里想起这句诗来，心中涌过一阵又一阵苍凉。穷——这个字像匕首一样扎得他心痛。因为穷，他不敢报考大学。因为穷，他读懂了一个词，这个词叫自卑。

在焦家良的生命历程中，“轻狂”“自大”这些词好像从未伴他一起上路，有的却是谦虚、谨慎和诚实。在卫校读书，焦家良从代理组长一直做到学生会主席，可谓一帆风顺。三年的中专，他仅看过两场电影，课余时间都用在许国璋《英语》和安徽大学青年作家函授班等学习上。为了弥补农村教育基础的薄弱，焦家良花时间读字典。字典是枯燥的，焦家良乐此不疲，靠的是毅力。他还练毛笔字，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同学们对他们这位“学生官”有一句实打实的评价：焦家良这个人，让人服气！

1985年，焦家良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卫生厅，后又由卫生厅分配到昆明的重点医院红会医院工作。一个农家子弟，进了省城，能在省城数得上的大医院工作，焦家良体会到了人生的幸运。这种幸运似乎一直伴随着他，有人甚至说他天生是个有福之人。但焦家良自己最清楚，幸运从来就不是天生的。

在红会医院，焦家良总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值别人不愿值的班。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这是焦家良恪守的办事信条。正是这种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朴素的品格，让他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初，他被卫生厅人事处看中，从一个普通的药剂师一跃而成掌管每年学生分配、干部调配的实权“人物”。面对“闪着光环的位置”，他没有得意，没有沾沾自喜。后来他才知道，组织上在此之前已考察了他一年。1990年，幸运之神又一次垂青焦家良，26岁的他，做了卫生厅的团委书记，成了卫生厅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可以说，卫生厅人事处，这个特殊的部门对焦家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这个部门的特殊性使他培养了良好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和保密意识，这一切对后来搏击商海的焦家良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这段时间，焦家良还悟出了一套人际交往的“大树理论”：跟比自己强大的人在一起，在竞争中生长，像大树下的小树追求阳光和水分，必须快速长高来追求卓越；天天跟自己阅历差不多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成为参天大树的。

焦家良这样来注解幸运：幸运就是不知不觉间的真诚和勤奋，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然后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