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投资有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鹿苑刚起步时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虽然年年赚钱，但要与英国道森这样的大公司比肩齐背，真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高丰想到了合资合作。
然而世界上任何谈判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鹿苑没有实力，关于合资的谈判进行了一年多，也没有一点结果。
高丰常说：“我这个人运气特别好。每当有难，总有贵人搭救。”正当高丰在合资问题上进退维谷时，果然出现了一个“贵人”——香港人余志良。余志良与高丰同岁，好几次高丰与外国人的合资谈判就是他牵的线。眼见着一回回谈判顶牛，他多次发狠道：“可惜我是个穷光蛋，我要有那么几十万，就和鹿苑合资！”现在他兴冲冲地跑到包头来了：“咱们合资！我什么条件也不要。”
进一套意大利先进梳纺设备需要170万美元。高丰一分美元也没有，他要余志良出58万美元，占25％股份，并请他在香港另外拆借112万美元。
余志良很憨厚，跑回香港就用岳父的房产做抵押借了58万美元，并与一家银行说妥再贷112万美元。他租一间办公室，雇一个女秘书，在香港挂出了“更达投资有限公司”招牌。余太太张小妹流着泪打电话给高丰：“我们先生就是看中你这个人……这可是把我们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还有我老爸一家都交给你了！”高丰很感动，回答说：“请余太太放心。我这个人一辈子都不愿欠别人的情，你们两口子的恩情，我变牛变马都要还。”
鹿苑与更达合资，合资企业就取名叫鹿达羊绒有限公司，预计年产无毛绒30吨。1988年6月签订合同。7月，余志良打入58万美元，并于11月向意大利宝尼诺公司开出购买设备的首期预付款10％——17万美元。
其实，早在合资伙伴选定之前，1988年初春，高丰在包头青山宾馆就与宝尼诺香港总代理卡尼迪进行了购买设备谈判。此时高丰对国际行情所知甚少，他抱定一个宗旨：先将对方报价拦腰砍一半，发现对方烦躁、宣布中止谈判时再一点一点往上加。他说：“卡尼迪是中间商，厂家的钱一分钱不能少，但一定要把中间商赚的这部分砍下来。”
这种谈判方式使被他称为“老鬼子”的卡尼迪暴跳如雷，一次次上厕所，一次次宣布中止谈判。1988年1月31日是一个星期六，谈到半夜又谈崩了。“老鬼子”说：“高先生，您完全没有一点诚意，您的钱太不好赚，您留着吧……我得给太太通个周末电话。”
当时包头电话很落后，几次也没有接通，“老鬼子”十分沮丧，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高丰和他的翻译。高丰抄起电话，对总台小姐说：“我是羊绒衫厂的高丰，请你不惜一切代价接通意大利——你有什么事，我们过后好商量！”
两个小时后，电话接通了。打完电话，“老鬼子”兴奋起来：“我们刚才谈到哪里了？”
高丰说：“我们是一家小厂，钱都是借别人的。你帮我一回，别赚我的钱。我也会回报你——现在鄂尔多斯用的是日本梳纺机，你要打开内蒙古市场总要投入的，就投到我们厂。冒这一回险，我今后不仅要接着买，还要为你在西北打广告，动员别人也买……”
“老鬼子”叹了一口气：“高先生，我斗不过你。”凌晨三点，他终于拿起笔，以高丰最后出的170万美元价格，在合同上签了字。
高丰以最低价格买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加上香港资金到位，“鹿达”羊绒在包头名声大振。
1989年9月24日，中外合资鹿达公司正式成立，高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0年梳纺设备安装就绪，1.7万件“鹿王”牌羊绒衫首次进入日本高档时装市场。
“鹿王”牌羊绒衫市场看好，必须尽快扩大生产规模。1990年8月15日，高丰活蛇吞象，以350人的鹿苑兼并了有700多名职工的西装厂，并着手建成合资企业。
高丰通过中国银行找到香港中银建设投资公司副经理侯文藻，此人在大陆办过几十家合资合作企业。谈判很顺利，中建投资150万美元，占43％股份。这次合作购进三梳三纺6套设备，需300万美元，中建还帮助他从香港盐业银行借到150万美元。1992年春天，年产100吨羊绒纱、20万米面料的鹿建羊绒纺织有限公司问世了。
有了这样的实力，乘着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高丰主动找到市政府，提出要兼并他的邻居——包头市木器厂。市领导也很精明，说不能由你高丰挑肥拣瘦，你得同时吃下亏损的针织厂、毛纺织厂、袜厂和纺织供销公司。
这可难住了高丰：当时鹿苑只有1100人，而这5家企业职工达3454人；鹿苑自有资产仅300多万元，而这5家企业亏损额达3630万元！
高丰是有魄力的，1992年4月11日，当包头市领导袁明铎、王凤岐到鹿苑现场办公，同意部分减免亏损款后，他一口应承下来。
这又是一次活蛇吞象，一次高风险赌博。当然，最难的是安排这3454名职工。
高丰不是一个按规矩办事的人。他把3454名职工分30多批分配，每批处理100多人，都领到职工食堂，按年龄、学历、工龄站队，他亲自询问，当场敲定，每次只用半小时。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分配非常平静，平静得令包头市委信访局领导感到惊讶：“3年过去了，我们这儿没有一个鹿苑的人来上访，没有见到一封上告信。这可真不容易呀！”
通过兼并，1992年初夏，高丰一下成了有近5000名职工的鹿苑羊绒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他提出要在短期内把兼并过来的5家企业全部办成合资。
高丰说：“现在有些人要放在解放前就是汉奸，办合资就出卖民族利益，让一些外国二流子把我们的钱骗走了。”他提出了著名的“合资四原则”：
——坚持中方控股，中方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坚持现汇投入，外方不允许用设备折价；
——坚持自主销售，产品价格由中方决定；
——坚持自主经营，不许外方参与经营管理。
这样苛刻的“四原则”增大了合资难度。但是，此时的高丰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粗鲁的基建科副科长了，他口齿伶俐，见多识广，合资进展相当快。
香港宏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徐洪业是高丰的老朋友，出资84万美元，占50％股份，什么条件也不要，半年内资金全部到位。1992年10月13日，鹿苑第三家合资公司——年产30万件羊绒衫的鹿宏绒衫有限公司诞生。
第四家更顺利。此前，鹿苑与日本唯尔斯通株式会社有业务来往，双方互相信赖，就在与徐洪业谈合资的过程中，唯尔斯通突然插进来，要求合资办一家羊绒服装公司。
这次谈判可以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日方派技术人员来指导生产和设计，投入40万美元，占40％股份，仅仅3个月，就与鹿宏同时建成了年产2万件羊绒服装的鹿通制衣有限公司。
第五家只用两个月，资金就到位了。一年前，高丰曾与泰国一家公司谈过合资，话不投机，吹灯走人。这事不知怎么传到泰国裕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刘志建的耳朵里。刘老板是潮州人，在中国内地念的书，为人很豪爽：“高老板，我们来办吧！什么条件也不讲，我相信你这个人。”刘志建拿出75万美元，占40％股份，于1993年6月15日办成了年产50吨精纺纱、50吨精纺条的鹿裕泰羊绒精纺有限公司。
第六家合资只用了一个月。协议还没有经上级批准，外方资金就到位了。
3年前创建鹿达时，高丰曾从中国台湾盛美机械公司进口20台“飞虎”牌织机，这家公司的香港地区代理万中杰到包头来谈判，带着一名沉默寡言的随员。然而，当高丰再为鹿建引进设备时，这位随员亮出新名片，摇身一变，竟然成了“盛美公司董事长李宾”。此时李宾知道他有意再办合资企业，便主动说：“高老板，我和我的香港朋友出资75万美元，占50％股份，什么条件也不要，你赚钱后分给我们就行了。”
这次合资要进70％的盛美的机器，高丰担心他用设备折价，便说：“你得现汇投入。”李宾说：“行！”高丰说：“买什么机器，我说了算。”李宾说：“行！”高丰说：“如果进你的设备，价格要重新谈。”李宾说：“行！”
事后有人问李宾：“你怎么这么爽快呢？”他说：“我了解高老板靠7000元借款起家的历史，他从来没有坑过朋友。”1993年11月8日，年产20万件精纺羊毛绒衫的鹿盛精纺羊绒衫有限公司成立。
第七家合资谈判就很有些浪漫色彩了。
土耳其法贝克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比让一次到中国做钢材生意，他太太在伊斯坦布尔开了一家羊绒专卖店。为讨太太欢心，比让便在广交会上采购了一批中国羊绒衫、披肩和围巾。
没有想到，太太后来就天天逼着他到中国寻找生产“鹿王”牌羊绒衫的工厂。比让再次到中国，便找到包头来了。
这次谈判更像一场喜剧：高丰提出要比让出100万美元，占25％股份；他坚持要出200万，占50％股份。高丰担心他占的比例太高会要求经营权，比让说：“我是做钢铁的，一点儿也不懂羊绒，要什么经营权？当然，如果你让我太太做黑海地区总代理，我们夫妇就感激不尽了。”1994年2月2日，年产20万米羊绒披肩、围巾和面料的鹿发染整有限公司问世。
第八家的合资方是中国香港达亚能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是赫赫有名的香港上市公司——荣荣工业集团，这家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哥儿俩，一个叫林金川，一个叫林金佑。此前高丰曾向他们采购过部分纺织机械，互相都有好感。合作条件相当优惠：林家不参与经营，投资142万美元，占25％股份，3年还本付息，此后按10％分利。1994年3月22日成立了年产200吨羊绒纱的鹿金羊绒纱有限公司。
至此，高丰的“鹿苑”里有了8头合资的“鹿”，无论从企业规模，还是从设备水平上看，鹿苑集团都具有了世界第一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