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最经典的反驳，同时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他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够大幅地提升生产效率。

他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自由市场，主张自由贸易。他说自由市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着，这双手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

他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证明：如果某种产品发生短缺，那么这种产品的价格就会高涨，于是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够得到的高额利润就会刺激其他人也去生产这种产品，最终就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同时进入了市场，那么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导致产品的价格降低，直到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就算是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可是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中包括了生产者的工资在内。如果产品的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然继续下跌，那么生产者就会自动脱离市场；如果产品的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就会进入市场。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

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因此为自己追求利益并不是不道德的事。他认为企业家拿钱投资工商业虽然是为了追求利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服务人群、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的进步。

倘若放任个人进行自由竞争，人人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不但会凭着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同时那只“看不见的手”也会让社会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佳的状态。因此，他认为自由市场的竞争能够利用人性的自私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于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然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强烈反对垄断的形成。

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去痛斥垄断商人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掉。他在《国富论》中记载有这样一个观察所得的典型现象：“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他认为如果自由竞争受到了阻碍，那只“无形的手”就无法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他支持自由贸易，坚决反对高关税；他主张政治中立，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更高的效率。他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益，最终会让公众付出比较高的代价。斯密虽然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人要多得多。

他认为经济体制的构建应该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及发展为基本原则，因为每个人如果能够充分发展自我，那么社会也将会获得进步。他还主张私人有权利拥有以及支配自己的财富，只有这样才能让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在分工理论方面，他指出分工的起源是由于每个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因为每个人所擅长的工作各不相同，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各不相同。这个时候，人类所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就会发生作用，人们就会互相交换手中的货物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交换货物属于私利行为，也就是说分工可以让人获得利益。假定个人乐于接受这种专业化以及提高生产力，那么通过对剩余产品的交换，就可以增加个人财富，财富增加后个人就会反过来扩大生产，这样一来社会财富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个人的私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会共同增加。

为此，他还列举了制针业的例子——“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斯密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如果不进行社会分工，那么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

在货币理论方面，他指出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人们持有货币就是为了购买其他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要用货币来衡量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货币的另一项功能，即价值尺度。斯密也谈到了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在价值理论方面，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的是特定财货的效用，后者则表示拥有这一财货换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他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财货，往往不具备交换价值，他举了水与钻石的例子。不过，水与钻石价值的比较问题直到百年之后才被边际效用学派圆满解决。

斯密所提出的分配论，就是劳动工资、资本利润以及土地地租的决定理论。他指出尽管雇主具有压低工资的力量，可是工资仍然有一个最低水平，这个最低水平让劳动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假如社会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或是工资基金提高了，那么劳动者的工资就会高于最低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本增加后将会促使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后将会促进人口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