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学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价值判断标准等方面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一）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都是“制度”

早期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制度，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思想和习惯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因此，本能确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受本能支配，这些行为逐渐形成风俗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产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各种行为就在既定制度体系中得到实现。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观点，强调制度因素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制度的含义包括有形的组织，如国家、公司、工会、家庭等，也包括无形的行为规则，如所有权，集团行为、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它们与经济生活有关的方面，而应把它们看作社会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来考察。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还应该研究正在变化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使经济学成了关于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抉择科学”，结果导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分离，形成了“封闭式”的经济学。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强调“开放式”的经济学，主张“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即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中。”加尔布雷思宣称他的研究重点是“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认为，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学重心放在数量的分析上，这是不妥当的；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更是一种不幸。他主张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到“质”的方面来，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

（二）新制度学派采用演进和整体的研究方法

新制度学派认为，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是静止的和机械的均衡分析方法，它把经济现实看作静止的，它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根本改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根据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的，它处在技术变革引起的持续演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要研究变化和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横断面。运用这一方法，就可以研究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摩擦，新制度经济学者也据此将其学术团体命名为“演进经济学协会”。

（三）新制度学派特别注重判断经济活动利弊的价值标准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学如果缺乏价值的伦理标准，便无从判别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弊得失。他们把经济制度看成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局部，采用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对正统经济学的价值标准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都只注意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传统经济学以“产品越多越好”作为信条，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进步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并非与生活质量提高呈正比例，更不是解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还给后工业化社会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新制度学派要求改变经济政策目标，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也不再以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新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增长价值怀疑论”，它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或经济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