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供给学派”偏重于政策主张，它主张刺激经济体系的供给因素，并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其主要政策主张有：

①大幅度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降低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劳动供给，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

②稳定币值，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③精简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让企业更好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行动。

④大规模削减政府福利开支，特别是政府转移支付，提高私人投资能力。

其中，减税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激进的供给学派”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出发，把减税看成使美国摆脱当前经济增长停滞困境的基本手段。他们从四方面论证了减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1）高税率是减弱美国人工作积极性和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当税率提高时，尽管人们工作会更加卖力，但生产率却下降了，因为高税率抑制了厂商的生产积极性。

②高税率对就业结构也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当边际税率很高时，由多劳动所得的收入需要按照更高的税率纳税，休闲就变得相对有利。吉尔德认为：“这些情况给美国家庭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人们的经济受到损害，导致在劳动大军不断壮大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不断地下降。”

（2）高边际税率是导致美国储蓄和投资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①边际税率越高，消费的价格就越便宜，投资和储蓄的价格相对提高，从而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和投资。

②高边际税率使得单一劳动力家庭的收入急剧下降，从而大量妇女和临时工等非熟练工参与就业大军；在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条件下，厂商不是把钱用在购买耐用机器设备上，而是倾向于雇用低薪工人。

（3）“激进的供给学派”竭力抨击李嘉图将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他们认为，大规模的福利支出，阻碍了贫困的改善，导致整个美国社会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吉尔德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从而使贫穷持续下去”  。只有通过大幅度减税，刺激储蓄，提高投资率，增加产量，才能刺激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加劳动供给，使穷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4）高边际税率使个人投资者的创新、发明、创造的精神丧失殆尽，这是美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大危害。吉尔德断言：“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成垄断，垄断变成工业，并在知道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的这种意愿做出反响而增长的。”

此外，“激进的供给学派”认为，高税率会导致地下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避税和逃税更加盛行，家庭分裂、离婚增加和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