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解释是运气说，认为文明之间的差距从猴子从树上下来地面生活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刻，欧洲人、中国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运气可以决定很多方面，比如一场战争很有可能归因于运气成分，或者某个英雄的出世等。显然这一种解释对于“运气欠佳”的被殖民国家而言，无法解释其殖民之后发生的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

第二种解释是地理决定论，认为地理位置决定各国今天的经济表现。全球最早的几个文明基本上都诞生在北温带地区，中东、美洲、欧亚大陆等都处在北温带这条走廊上，而赤道国家的经济水平大都比较差，文明程度也相对较低，同样纬度太高了（比如北冰洋）就很难有文明出现。但是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在类似的地理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之间仍然呈现巨大的发展差异。也许地理决定论更多地解释了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长？在长期的时间里人们都会死去。如果以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为一个单位，地理决定论仍然无法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增长差异。

第三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文化可看作一个地区或民族所拥有的例如语言、文字、宗教等从人类学意义上能分辨其文化认同的大的要素，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不断地通过代际传递自我强化和自我实施。韦伯利用宗教文化带来的差别，解释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如果文化确实发挥作用，那么文化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影响？并且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如果要识别文化这一因素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遇到到底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阿西莫格鲁利用大量的案例揭示了即便在同样的文化特征下，也可能产生增长差异，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和韩国的比较，由此自然推翻了文化决定论。

第四种解释是制度决定论。对财富逆转事实的解释最终印证了制度的重要性。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曾经的殖民地，殖民者把他们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搬到了当地，他们在当地模仿宗主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行政体系。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国家、南美，殖民者只是一味地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并未留下好的政治遗产。这样一来，18世纪时候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就影响了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什么因素会决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呢？阿西莫格鲁指出，一般和殖民者与殖民宗主国认为某个地方是否适宜居住有关。如果某地适宜居住，他们就有长期政策导向，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坐寇和流寇之分。如果认为当地适合居住，贼寇就会有当坐寇在当地经营的想法，从而力图建立一个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