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理想化行政组织的局限性

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应对官僚制进行理论反思，发现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寻求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官僚制的局限主要是它在功能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回避了价值理性的意义，也就是在官僚制的设计中放弃了对人的作用的肯定。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把人淹没在冷冰冰的技术主义之中，在实践过程中它又使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得以滋长和蔓延。首先，官僚制是一个形式化的集权体系，在剔除了价值因素的作用后使政府行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对行政人员有着巨大的以权谋私的诱惑力；其次，官僚制中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实质合理性，使官僚制体系和官僚个人有着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再次，形式合理性的设计在实践上极易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非理性。官僚制在整个体系上拥有了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却在具体的部门或个人那里为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官僚们追逐个人利益的非理性行为的泛滥。

如果说韦伯的官僚制适应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在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理性官僚制则凸显出了与时代越来越多的不适应之处，充当了历史前进绊脚石的角色。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创新、创造和运用知识能力的人在生产经营活动、社会管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展开，这充分展示了人的价值的重要意义。韦伯的官僚制无疑在科学与价值的融合道路上愈走愈远，在新的历史时代中没有绽放出生命力的光彩。同时，在官僚制的运作过程中，表现出了组织的封闭性、缺乏适应性等问题。正是由于理性官僚制中那些能够提高组织效率的因素阻碍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即出现了官僚制的效率悖论，封闭系统的效率追求反而造成效率的丧失。以效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因其内在的封闭性缺陷而造成组织污染，形成管理低效。

理论的存在必然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理性化行政组织在行政管理方面提供借鉴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的反思。西方社会试图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清算来寻求解决诸如财政危机、信任危机、管理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案。对于政府建设和政治生活的重建来说，应当告别官僚制在其外部寻求价值因素补充的局面，应当直接把价值因素引入到政府体制中来，引入到政治生活和一切管理活动中来，而且被引入的价值应当是理性的价值，也就是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