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管理运动的所有门徒中，卡尔·乔治·巴思（Cari Gecrg Langer Barth，1860～1939年）是最正统的。他跟泰勒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得泰勒的信任，管理学界公认他是泰勒最早、最能干、也最亲近的助手。他拒绝对泰勒的规则做任何的修改，是为数不多的与泰勒并肩工作到最后的人之一，他彻底地理解任务管理体制，是泰勒最忠实的嫡传弟子。

巴思在数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在纽约的伦理文化走读学校执教时，一位同事告诉他泰勒正在寻找一个可以解决金属切割试验中复杂数学问题的人。于是，巴思来到伯利恒钢铁公司开始加入泰勒的研究。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泰勒解决进刀和切削的速度问题，这个问题自泰勒在米德维尔公司时就一直困扰着他。当巴思于1899年成为泰勒的助手时，泰勒有一大堆有关机器作业的试验数据资料，但当时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由于数学表达的清晰和严谨，泰勒他们特别喜欢把某个管理问题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实践中，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不那么简单。泰勒发现，一个工人几分钟就能在机器上干完的一件活，如果要建立一个数学公式把这件几分钟的活计所包含的变量关系表达出来，那么，即使是十分优秀的数学家，也得花几个小时，而如果还要把多个公式组合起来进行解答的话，很有可能花费极大的精力和时间也拿不出答案。泰勒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于是，他多次到一些著名数学家那里求教，甚至采用类似悬赏的方式征询相关问题的数学解答。但十分遗憾，有的数学家只是对问题看上一眼，就断然放弃；有的数学家出于礼貌，把问题在手头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很抱歉地回复无解。巴思则不然，他会竭尽全力去解答泰勒提出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力求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压根儿不用泰勒督促。巴思和泰勒合作的典型，就是金属切割工艺的研究。

泰勒进行了全面的金属切割试验，并写出了论文《论金属切削技术》。巴思则在泰勒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个著名的计算尺。在金属的切削上，巴思的计算尺起了很大的作用，只要知道机器的马力和所用的切削工具，利用计算尺和公式表就可以很快地决定进刀和切削的速度。泰勒对巴思在解决各种金属切割和工具标准化的复杂问题中表现出的数学天赋大加赞赏。作为泰勒研究的补充和发挥，巴思还在1903年撰写了《作为泰勒管理制度一部分的机械厂计算尺》，1912年撰写了《用科学的金属切削法改进机械工具作业》，1920年撰写了《泰勒的“论金属切削技术”一文的补充》等系列文章。除金属切削外，在工时研究、疲劳研究等技术领域，巴思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数学天赋，给予泰勒极大的协助。

在高级管理层的催促下，泰勒离开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巴思也随着泰勒一起离开，并协助泰勒在泰伯制造公司、链带公司、费尔班克斯衡器公司、耶鲁和汤公司以及后来的沃特敦兵工厂进行了科学管理体制的最初运用。他还曾协助富兰克林汽车公司应用科学管理体制，因此成为推动初期工业合理化的先驱之一。那时候还没有流水线，所有零部件都要送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区等待装配。富兰克林公司共生产3种类型的汽车：旅程车、轻便汽车和小轿车，并依赖销售预测来决定适合生产哪种车型、何时生产、生产多少。因此，各种类型的车都是小批量生产的。使用这种方法，每月的产量可以达到100辆，但并没有多少利润，因为需要的成本很高而且工人的流动率也高达425%。在巴思应用了科学管理体制以后，富兰克林汽车公司的产量达到了每日45辆，工人工资提高了90%，工人流动率降低到50%以下，公司的盈利也变得可观起来。

巴思还分别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科学管理原理，对人们称他是泰勒最正统的门徒而感到自豪。巴思对那些“歪曲”泰勒制的行为非常看不惯，他反对“篡改”泰勒的方法，而不论这种“篡改”是在完善还是在扭曲。他甚至认为，只有像他这样直接同泰勒一道工作的人，才真正了解泰勒制的真谛，才是“嫡系追随者”。泰勒经常把巴思说成是“能解决那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人”，并在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证词中说：“在设计出新方法把科学管理迅速付之行动方面，巴思先生也许是最有效率的人。我能想出一两个例子来，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设计出一种方法使工人不必多花力气就能提高产量约20倍。”

对整个科学管理而言，巴思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与数学相关的技术方面。直到泰勒去世之前，巴思一直同泰勒保持亲密合作，这是两种类型的天才间的合作。泰勒具有远见，不愿过问细节，巴思正好在这方面成为泰勒的得力助手。后来巴思成立了巴思父子咨询公司，利用他的计算尺不断推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直到去世。